简介：笛卡尔究竟为乔姆斯基语言研究方案作出了何种贡献？这个问题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研究和理性主义思想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着眼于历史和学理两个方面,本文从麦吉利夫雷提供的答案入手讨论,致力于论证两个观点：（1）否定性的论点：语言的创造性算不上是乔姆斯基方案的笛卡尔贡献;（2）肯定性的论点：乔姆斯基方案真正的笛卡尔贡献是一种理智化的解释人类认知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的思路。

简介：“施蒂纳-尼采”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二者的事实性关系，即尼采究竟有没有阅读过施蒂纳并接受其影响；二是思想性关系，即尼采和施蒂纳在虚无主义这个大背景下必然产生思想交汇和交锋。本文将对第一个问题做出综述，并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结论乃是：在思想的客观性上，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然包括对施蒂纳的克服。尼采不满足于施蒂纳取消人道主义之后所导致的价值真空，并以生命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价值；但在施蒂纳的理论视野里，这些新价值乃是危险的。

简介：十九世纪初，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开启了西方柏拉图研究的一代新风，影响备及二十世纪；一个半世纪以后，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也开启了西方柏拉图研究的一代新风，其影响之深远，现在还难以估量。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施特劳斯如何看待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通过析读施特劳斯的一篇早年未刊文章《显白的教诲》中论及施莱尔马赫的小节，本文力图把握施特劳斯对学人道德的看法。

简介：查拉图斯特拉在给予蔑视身体的人以唯一忠告——这忠告完全可以通过上下文前后一致地推导出来，即让他们变成“哑巴”——之后，引用了一个孩子的言论，虽然他完全了解，这其实是大多数成年人会使用的说话方式：“‘我是身体和灵魂’——孩子如此说道。为什么人们不像孩子这样说呢？”（39）

简介：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关于“浪漫诗”的理论旨在强调精神自身的发展、变化，反对当时站在强势地位的理性主义哲学关于把历史纳入逻辑的形式框架中的诠释，突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变动性等特质，把历史视为变化着的生命体的运动。其理论基础是费希特的“行动”哲学，目的在于使传统哲学在其自身内所不可克服的主客关系矛盾在有限和无限的永恒“生成”中达到统一，其方式是采用“断片”的形式以对抗理性主义的“体系”，他的主张和理论诉求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哲学所继承。

简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柏林，当时聚集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思想家，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从某种意义上说，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最初就是在柏林浪漫派的精神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正是在柏林浪漫派的深刻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完成了早期的精神成长和精神蜕变的历程。如果说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是初次的邂逅，那么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亲密交往则是施莱尔马赫真正加入柏林浪漫派圈子的标志。如果说《独白》一书是对自己早期曾浸淫其中的柏林浪漫派精神的深刻回忆与深入反思，那么《论宗教》的发表则标志着施莱尔马赫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蜕变。

简介：柏拉图的作品《拉克斯》描述的主要是发生在苏格拉底、拉克斯和尼基阿斯之间的一场对话，话题主要围绕“什么是勇敢”展开。在苏格拉底的引导和反诘中，拉克斯和尼基阿斯的观点都遭遇到了困难或自相矛盾。对话结束时，他们对勇敢的定义没有结果。苏格拉底与他们双方的对话揭示出他们各自观点的缺陷，暗示了知识必须与构成行动力的非认知因素相结合才能达成勇敢的美德，而这意味着某种灵魂的秩序。作为灵魂秩序的勇敢并不完全是可教的。对那些以伪知识兜售勇敢的人，《拉克斯》暴露了他们的荒唐之处，同时也喻示了自己关于勇敢的教育。

简介：“诗”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共和主义”传达的是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弗·施莱格尔以“诗”的方式表明其政治立场。从“诗”与共和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的维度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把“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诗”的形而上学。而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实质，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诗”的方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因此，在“诗”与“共和主义”概念之间，并非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前后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与反思的观念。

简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茨纳赫笔记》被统称为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作品。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构成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的重心。对此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的苏联学者尼拉宾的“交叉说”,即《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之中;二是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2卷(MEGA^②I/2)编者的推论,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可能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在MEGA^②I/2卷文献学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确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之间,这一文献学事实对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完成研究主题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向,及其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