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克里普克把“信念之谜”当作“真正”的问题提出来，但除了坚持名称的因果理论和批判描述理论，他并没有提供该谜题的正面解决方案。“信念之谜”所涉及的，不仅是名称在信念语境中的意义表现问题，更是本质地关涉到信念的哲学性质。塞尔把信念看作最基本的意向状态，其关于意向状态的对象和内容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信念之谜”的实质和解决路径。

简介：<正>在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道德观上的律己、责己是个重要特色,它陶冶的是内向型民族性格。儒家文化的始端——先秦阶段主要是一种社会本位论的伦理学说,这种理论设定社会个体的道德完善是“居仁”、“循礼”、“行义”以“明明德”于天下,即按“周礼”要求来维护、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先秦儒家道德造就“志士仁人”是依靠个体的天赋本性和认识能力,把外在的“礼”转化为对“仁义”的内在自觉遵循,即首先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然后扩而充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走向自我实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儒家道德学说的内向性特点的分析,从源头上探索一下中华民族内向型性格的由来。

简介：12月13～14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召开，由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基地生活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主题是“意向性的多重面向”。福建省社会科学基地生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科带头人、华侨大学社科处处长杨楹教授，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周世兴教授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辞。

简介：通过民族征服，黄帝—夏—周一系为大宗，炎帝一齐许申吕—楚一系湮没无闻，至迟在战国就已形成了黄帝独尊的局面，至迟在西周已形成了夷夏对立观。由民族的胜败分出了文化的尊卑，夏尊夷卑，这是中国文化自恋倾向产生的原因，并由此滋长出“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后来是汉文化中心主义)，从西周延续到近代。根据这种偏见，华夏族所在的中原地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只能是中国文化同化周边四夷(戎狄蛮夷)文化而不是相反；四夷只有学习接受中国文化，才可能升格进入“夏”的先进行列。华夏文化圈的国家即使有华夏血统，如果染上夷文化的习俗，等待它的将是被降格到“夷”的后进行列。文化自恋是学习接受外来先进文明的最大障碍。

简介：<正>天人关系是先秦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见解。总的说来,“天人合一”是先秦哲学家最普遍的观念。荀子虽然提出“明于天人之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这一矛盾源之于荀子的“天”的二重性:自然之天与意志之天。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荀子轻自然之天,重意志之天。这也反映出先秦哲学家的一个总的致思倾向。就此,笔者作一初步探讨,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

简介：以伦理心境诠释性善论是我多年来读解孟子的重要理路，但仅此尚不足以完全破解性善论之谜，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回答伦理心境何以对人天然有吸引力以及伦理心境以什么为依托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哲学上首先肯定人性中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正确处理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的关系，是解说性善论必不可少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