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两高＂出台的关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司法解释,将明星代言假药、劣药的行为纳入刑事法规制范围。基于正当性和合理性两方面的考虑,对代言行为科处刑罚确有必要。代言行为作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帮助犯,应具有帮助的故意与帮助的行为,还要以正犯成立犯罪为前提。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认定代言行为人的＂明知＂及＂宣传行为＂,对其处罚宜以财产刑为主、自由刑为辅。

简介：

简介：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简介：《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简介：宪法解释制度是宪法学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宪法解释的涵义的限制使用是讨论宪法解释制度的前提。宪法解释在我国宪法体制中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条文的解答，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均无此种权力。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在实践中长期处于搁置状态。因此，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合理构建既要在现实层面立足于宪法的规定，完善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环节，又要在理想层面将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审查权统一作为宪法解释制度发展的未来目标。

简介：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推移”这一方法，这可以说是茶山自己的独特解释。这也是茶山与草庐在《周易》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本文考察了《周易》古经的成书及流变过程，提出了解释《周易》古经应该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据此，笔者对《周易》古经中的《离》卦、《兑》卦作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离》卦以狼群袭击人类喻异族入侵。其中的“离”就是狼。狼很可能是异族入侵者的图腾，也是对该族人的称呼。笔者认为，《兑》卦反映了先秦比较常见的巫术之一——“说”。“说”是向神灵祈祷的一种巫术。从出土的占卜材料来看，占卜时若遇到有“忧”或有“祟”，贞人往往建议人们进行“说”以除之。

简介：孔子从思想家的角度,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对诗的意义阐幽发微,而不仅仅是删定"诗三百".随着上博简等战国佚籍的公布,这一现象更加引起了学界瞩目.本文认为孔子及其弟子重视诗之中的"思",他对诗的总体把握和对于具体诗篇评论,都采取"一言以蔽之"的手法,简练而精当.孔子对于诗的理解、解释、评论是"诗三百"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同时,论诗和教诗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源头.文中还对孔子"思无邪"、"诗无隐志"、"之改"、"以其独"、"吾信之"等论断作了新的分析,进而强调"述而不作"的重要性.

简介：

简介：基于农村社会的特定关系结构，我国基层司法权力的运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变通之道；而能动司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基层法官的职业角色和行为规范。这既是司法机关主动回应社会诉讼需求、满足民众正义期待、重塑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努力，也是基层法院提升自身自主空间的尝试。但农村基层法官的实用主义路径和方法也存在过分依赖个人经验、解纷成本过高等实践问题。

简介：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应坚持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非偏执于某一研究进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改革首先是回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即在确保司法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实现制度变迁.作为司法改革的结构性环境,“政治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司法制度设计及其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作为司法改革的机制调整方式,“技术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惯性.同时,由于转型社会正义的掣肘,成熟的司法样态尚须我们考虑多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具张力的理论阐释.

简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简介：一主体对某种思想、学说和理论等确信的态度是主体在任何社会实践，在一切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主观特征。由于主体在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对于某种思想、学说和理论等总是在主观上面临着“信”或是“不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又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取其所“信”，舍弃其所“不信”；行其所“信”，否定其所“不信”。

简介：【导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目的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关乎“存在”等形而上学问题，而且还与“实践”和“德性”等概念密切相关。然而，随着西方哲学在今日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目的论”问题再次引起了哲学家的反思。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另一些人则指出，现代性危机恰恰是对传统哲学背叛的产物。这些观点见仁见智，本身并无高低之分。而从思路上看，它们一般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重读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重新阐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而柏拉图带有浓厚隐喻色彩的“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推理严谨的“目的论”交相辉映，彰显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思辨魅力。

简介：<正>中国儒家学说东传,对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习俗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一千多年封建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研究我国儒学东渐的过程与东进后的演进与发展的历史,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一般说来,日本古代儒学大致经历了间接移植、直接模仿和日本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朝鲜儒学家王仁携《论语》赴日讲学,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9)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入隋进贡,这三百多年间,是日本间接引进中国儒学的时期,也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简介：作为公羊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三世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与“充实”的过程。其初，“三世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春秋》历史的世代划分方式和记事方法的理论。在《公羊传》看来，“讳尊隆恩”与“辟害容身”是《春秋》“书法”的两个最主要特征。进而，何休创造性地将“内外之辨”融入“三世说”，赋予后者以拨乱反正之新义，“三世说”由是具有了王道论和历史观的色彩。随着清代公羊家对于“三统说”、进化论等观念的引入，“三世说”遂又成为通古达今和革故鼎新的象征。“三世说”的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作为经世之学，儒学始终直面现实，关注世界的变化，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回应、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

简介：7月6～7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由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美国格雷斯兰德大学、克莱蒙特大学、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简介：后孔子时代儒家面临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子思承接孔子思想，创立五行说，试图解决外在之行缺乏内心之德约束的问题。郭店竹简《五行》篇“形于内”是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贯通的桥梁。子思对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论述，主要在仁、智、圣上用力。子思论证五行“形于内”的同时，同样重视外在之“行”的意义。“行”与“德”并重，体现了子思的中庸思想。此后，孟子与苟子各偏于一隅，皆不得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