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推移”这一方法,这可以说是茶山自己的独特解释。这也是茶山与草庐在《周易》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导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目的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关乎“存在”等形而上学问题,而且还与“实践”和“德性”等概念密切相关。然而,随着西方哲学在今日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目的论”问题再次引起了哲学家的反思。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另一些人则指出,现代性危机恰恰是对传统哲学背叛的产物。这些观点见仁见智,本身并无高低之分。而从思路上看,它们一般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重读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重新阐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而柏拉图带有浓厚隐喻色彩的“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推理严谨的“目的论”交相辉映,彰显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思辨魅力。
简介:中国学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一直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大多数讨论着眼于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家庭工业、专业化商品市场、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传统的私人银行信贷系统。但很少人注意温州经济奇迹的一个显要特点:即“仪式经济”的复兴与扩张包括神灵崇拜、修建庙宇、生命周期家庭仪式、传统农历节日、社区宗教游行活动、佛教道教仪式、基督教教会、祖先祭奠、由宗教激发的为社区项目和慈善事业筹款活动、占卜和风水。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员一向认为所有这些仪式花费都是“封建迷信”,“毫无用处”,“浪费”。但是,这些仪式花费在抗衡温州经济造成的个人财富积累,促进财富再分配和社区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温州的仪式经济体现了乔治·巴塔耶所谓的追求“自主存在”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通过直接接近神圣的世界,来超越人世的羁绊。
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