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幸福是老年这一特定人生阶段的幸福,它以老年个体的存在为形式,关涉到老年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老年人的主观体验感受和整体生活实践。老年幸福实现的伦理基础就在于幸福权的确立、社会正义的实现和老年需求的满足。老年幸福的实现离不开制度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养老政策、完善老年权益实体法律制度和完善老年权益程序法律制度。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简介：资本成为当今学术界热议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在于＂资本的文明＂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只有对资本进行有效的控制,才能抵制资本的负面效应及其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而在马克思所言的立足＂人类社会＂的语境中开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路向。在马克思对资本进行批判的思路方面,当今学界的研究多见于宏观上的梳理与阐发,而从具体化途径分析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构思,即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阐释资本批判的方向方面,亟须做出理论上的推进和深化。

简介：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简介：黄裕生的《站在未来的立场上》一书,作为一本文集,文章形式不拘一格,讨论的问题亦丰富多样。但从整体上看,贯穿此书的核心论题是为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辩护。本文在对此书之核心观点进行总体性评述的同时,尤其关注对自由与传统、自由与现实,以及自由与未来等基础问题的探讨。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简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相似相融是中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因,它增进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相容、情感共鸣,而关注这种相似相融的宗旨却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深刻改造和现代提升。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确立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也在价值观层面上直接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价值观,赋予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内涵、先进性和无产阶级属性,促进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从传统走向现代。

简介：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之道,构建和培育公民伦理是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培育我国的公民伦理,在体现其共性的同时,应当寻找符合国情的路径。

简介：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协调＂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同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报告指出城市未来发展需提高各项工作的协调性。这既对我们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城市未来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理念。面对当下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缺失、城乡差距较大、城市间缺乏协作等问题,必须把协调发展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必须遵循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

简介：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基之所在,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传统文化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弘扬传统文化本身构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效路径这三个方面来厘清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此,将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代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简介：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是关涉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也要重视道德建设。建设农村伦理型社区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以＂仁、义、礼、智、信＂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典型内容的中华传统道德,能够通过对农村社区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培养和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简介：我国独生女儿农户是特别时期、特定政策和特殊意愿共同作用的弱势群体。本文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和实例,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照护资本等方面探究了独生女儿农户生计脆弱度不断加深、脆弱面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独生女儿农户生计的脆弱亟待行政主体从行政责任和行政良心方面,加强对未来这个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增加生计资本、降低脆弱风险、破解脆弱难题。

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

简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全面发展的系统化工程,它与文明城市创建之间存在内在相关性。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提出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也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因此,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创建工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来引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能够极大地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的整体进程。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选树了众多的道德模范，为推进社会道德趋善向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解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的历时性演进图景，分析了道德模范的角色形象变迁及其体现的价值内涵，探讨了道德模范历时性演进对当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启示。

简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发端。马克思不囿于流行的工具主义对其技术价值观的桎梏,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技术即社会生活中的技术现象当中,把对技术的思考寄寓于对机器、工业、劳动等现象的考察。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探究始终与人的问题相结合,强调技术实践,阐明了人的异化必然导致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也是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同人相异化。技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发展中人的价值。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乡村精英作为村庄中的先进分子,在村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乡村精英在具体的村庄治理实践中究竟具备怎样的角色定位、产生了哪些作用,这一问题可以从乡村治理的个案中寻找答案。本文以湖北省枝江市Z村为例,在梳理乡村精英角色发展的基础上,试图将乡村精英对村庄治理的作用归纳为＂三位一体＂：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三种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为村庄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简介：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心理支撑,筑牢文化自信就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遴选标准和现代转换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大关键问题。在遴选标准的建构上,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构建由政治遴选标准、伦理遴选标准、＂生态＂遴选标准和＂生产力＂遴选标准构成的遴选标准体系。在现代转换方面,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着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形式现代化,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简介：关于人的权利的各种冲突给伦理学和政治思想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启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能列举出来的有如下内容,关涉伦理相对主义、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政治哲学家的授权、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变化中的角色以及情感和道德的关系。在本文中,我通过分析我所理解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得出了与哲学有关的一些结论。为了理解人权概念的历史和宗谱,我在文章开始的时候简要讨论了这个概念的历史,随后,对试图把人权视为伦理概念或伦理实践的哲学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同时,这个概念对公众话语而言的中心地位是不能受到忽视的。人权的政治用法和哲学遗产之间的鸿沟给哲学带来了多种后果。对人权的讨论本身意味着消除伦理相对主义,反过来,这又会使必要的哲学对话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人权的理论的薄弱状态应该唤醒我们,使我们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即政治哲学家会被赋予没有有效哲学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立法者角色。后面这种后果涉及哲学和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人权不能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如果国际政治总是通过道德和武力而获得改变,和人权有关的政治哲学能发出什么命令？最后,情感与道德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可能却有问题的桃源圣地,不过,它却可以解释我们对人权概念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