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种存在,人在历史和现实中面临着双重误解：在哲学史中,存在被加以普遍化、神性化、意识化的抽象而与人的存在相去甚远;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存在又被宗教、资本和理论异化而与人自身背道而驰。故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存在论是关心人自身的具体存在的学问。而回到具体存在的途径,也许就是回到实践的存在、个体的存在和关系的存在,从而最终达致自由的存在。在科学信仰缺失、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今天,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对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发展,实现人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共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简介：中国传统村庄共同体在其形成基础、结构特征和指向意义三个方面显示出显著的伦理共同体特征。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走向式微。转型期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应通过村庄经济发展、人际关系协调和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操作和有效整合,构建一种建立在有机团结基础之上并与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

简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经典研读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之一。不过,传统文化经典研读并未引起当代教育工作者及大学生的足够重视。要改变此种状况,除了需要增强大学生研读传统文化经典的自觉性之外,也需要大学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引导大学生多读传统文化经典,进而促进大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简介：海德格尔后期对风靡全球的技术所引发的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并且写下《技术的追问》一文。在该文中,海德格尔运用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对技术做了一系列追问,得出＂技术就是一种解蔽方式＂的结论,并且认为这一解释对现代技术同样适用,只是现代技术是一种带有促逼意味的解蔽方式。他把这种促逼意味的解蔽的集合称为座架。在他看来,在技术时代,人的处境堪忧,和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一切后果都是技术带来的,所以,海德格尔警示人们要打开自己的视域,从技术的框架中摆脱出来。

简介：乞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乞讨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在如何对待乞讨和乞讨者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其中价值观的矛盾及其所引起的道德困境构成了对乞讨现象争论的焦点.我们必须把乞讨作为一种手段和乞讨者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愿选择区别开来.如此才能对乞讨之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的关系、乞讨者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恰当的道德定位,并为处理乞讨问题提供依据.

简介：技术主义流行于20世纪的工业社会之中，成为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主义知识立论，在学理层面上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技术意志取代人的自由意志，在伦理层面上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社会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标准化和科层制，在操作层面上颠覆了人的道德责任；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拒斥了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简介：孟子不认同墨子和杨朱学派的学说,是因为他认为杨墨的学说是建立在算计利害得失的基础上的。孟子要从心性中找到一种新的关于群己关系的思考方向。这一思考方向的基础是人人都有＂四端＂,发展＂四端＂就可以真正达成＂贵己＂,并超越＂小体＂的局限,从而可以在＂贵己＂的同时达到＂利天下＂的结果。

简介：陆澄得知儿子病危，因而忧闷不能堪，阳明先生批评他爱亲偏了，已是私意。然而当阳明得知自己父亲病危时，却“欲弃职逃归”，这其中的差异值得探究。其实，阳明先生对陆澄的提点是基于理性的考量，但当自己遭遇此种危急时，则依于直觉之情。此情是人性深处的直觉的亲情，顺此情才能心安。安与不安，不是从理论推导、逻辑论证中得到的，而是情感的恰当安顿，心安是儒家面对内在困惑或道德两难处境时选择的依据之一。儒家肯定亲情，但不止于亲情，而是将其扩充、提升为普遍的仁爱之情，将“亲亲”与“仁民”、“爱物”统一起来，确立了由孝及仁．由身、家及天下的实践路向，扩充家庭和谐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这也为我们的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今天，我们应当重拾儒学，彰显其在慰藉心灵、和谐群体与稳定社会等方面表现出的重大意义。

简介：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

简介：公益伦理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主要以凭借自身力量和条件无法维护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不能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而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救助的弱势群体为关怀对象；第二，以无条件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价值观；第三，突出人道主义道德精神，主张每个人必须尊重弱势群体的道德权利；把弱势群体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供这个意志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

简介：从《希望》引发的希望仲秋月新春伊始，《天津日报》于２月１６日在头版头条、并用一块半版的篇幅，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希望──一棵新芽的成长》（作者王道生、贺军）。这篇报告文学对一个十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女学生庞秀玉在父母、老师的亲切教诲和社会关怀助益下成长的...

简介：信息伦理学作为科技哲学与伦理学的边缘学科，不仅要关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行为，而且要深入研究信息的“元伦理学”问题，同时还要对信息化与传统社会现象交融过程中出现的“交叉伦理”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准确把握。信息伦理本质上有三个层面。即从信息伦理的起源上看，信息伦理是人类交往活动的现实需要和规律反映；从信息伦理的应用上看，信息伦理调节着人们在信息交往活动中的功利实现；从信息伦理的目的上看，信息伦理追求人类社会在信息时代的和谐与进步。

简介：一问题的引出：关于＂法权论＂与＂道德形而上学＂关系的争论近年来,康德的《法权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康德为何把法权论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法权论》和《道德形而上学》究竟是何种关系;康德如何在绝对命令的基础上建立法权（正当）形而上学,法权（正当）的普遍原则与绝对命令的关系如何,它对应着绝对命令的哪个公式等。

简介：<正>1987年9月,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联合召井了“广州更新观念理论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广东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较早,在物质文明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在同步发展。从而,广州人的观念更新较之内地为先,并且初步形成如下特点:一、积极进取、高素质的人生价值观念。包括追求个人对社会贡献、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利益、价值与社会的命运、利益、价值紧密联系起来。

简介：在康德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扬弃关系。罗尔斯追随康德,把人之平等的基础归于人的道德能力。康德对公民追求幸福的手段施加正当性限制,罗尔斯将此发展为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原则,此一进路保障了公民权利的平等。与康德拒绝给予缺乏财产的臣民政治自由恰成对比,罗尔斯主张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康德的机会平等原则否定出身阶层和特权之间的联系,罗尔斯主张进一步消解自然禀赋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关于背景正义的考虑使得罗尔斯比康德对经济不平等施加更多限制。

简介：“仁之方”的实施原则是孔子所倡导的恕道，“恕”通常表现为“椎己及人”。而“推”是内在仁心表现于外的方式之一，它能够成立是基于孔子行仁的特点，即孔子重视内在仁心对事物的直接反应。因此，“仁之方”的生发不是基于孔子对外在事物的分析，而是源于他内心对事物“肯定”的态度。

简介：当前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个体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以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个体生活，可以发现，在个体的生活中出现了与社会道德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而表现为一定的道德困境，比如，生活的功利化使生活的意义受到冷落，生活的物质化引起人们对消费公平的质问，生活中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沉溺带来的道德隐忧，等等。走出这种道德困境在于提升个体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认识，把意义纳入自身生活的内容之中，做一个有道德和有追求的人。

简介：道德情感是人所具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与人的道德认识相伴而生的,是人产生善的道德行为的力量和源泉。本文在对道德情感进行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相通性进行了阐释,并针对今天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指出,道德自由的境界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和谐统一的境界,人类要走向道德自由的理想王国就必须将道德情感还原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去,给予道德情感应有的地位。

简介：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简介：管理与伦理结合涉及管理目的、管理者、管理对象、管理职能、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是一个重大的管理问题。它既不是操作层次的问题，也不是管理原则的问题，而恰恰是观念层次的问题，是经营、管理与伦理有没有联系、要不要结合的观念问题。这一观念的变革将导致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巧的一系列变革。与传统管理相比，它引发的变革无疑是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