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简介:目前关于中国在非投资的研究呈现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中国为中心、全球体系三类视角的叙事格局,而有关非洲本土历史的视角较少。为此,本文基于坦桑尼亚一家中资企业及所在剑麻产业的发展历史,深入分析了该公司的运作逻辑中受到的当地剑麻发展历史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嵌入东道国当地历史的过程,中国资本延续了坦桑尼亚剑麻产业百年来形成的基本范式,体现在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劳动力短缺的应对和资本的积累方式三个维度。虽然中国资本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但没有结构性改变,因为坦桑尼亚剑麻产业基本范式的背后是始于殖民时期并一直持续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中心—外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简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具有独特地缘、族缘、政缘优势的内陆边境口岸越来越成为内陆边疆发展的桥头堡。位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的吐尔尕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属于两个国家级一类公路口岸,它们对边疆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存在多种问题,如内部管理与协调、发展成果分配、口岸城市发展定位、双边口岸的沟通协调、跨国民族诸问题等。本文提出的解决建议有:优化口岸管理体制,促进大通关高效实现;合理选择分配模式,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体;综合统筹多方实际,合理确定发展定位;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双边口岸对接顺畅;充分利用族群优势,进一步促进对外交流;规避恶性竞争,提升服务意识。
简介:在台湾多元复合势力主导的环境治理时期,“原住民”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生态智慧上,他们的传说和故事隐含着爱护野生动植物并希望多样物种持续存在于自然界的心声和环境态度;他们遵守狩猎禁忌,保护了台湾的生物多样性;他们的植物保护活动也有利于生态、水土保育和文化传承。在抗争实践上,他们通过“还我土地”运动反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公园”,还通过反核废料、反水库兴建、反亚洲水泥公司侵占土地等抗争参与台湾的环境治理。“原住民”在参与台湾的环境治理时体现出“自觉性”、“在地性”、“边缘性”的特点。此外,文章还提出继续探索“原住民”多样性文化与台湾环境治理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在发展主义话语下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简介:马头琴的源头——火不思,从形制与奏法看,应当属于那种似琵琶的弹拨乐器,这在史料中得到证实。蒙古族诸部落在蒙古高原迅速崛起后,马尾胡琴在北方草原逐渐传播,并被当地居民所喜爱,成为一种流行乐器。明灭亡元朝后,部分蒙古族风俗习惯都遗留下来,对明朝的文化和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朝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构建的,自然更多地体现中原文化的特点,加之政治因素的作用,潮兀尔排除于国乐之外。但此时的潮兀尔已经在蒙古族中深入人心,在蒙古族部落中广泛流传。蒙古族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其音乐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被异域民族所欣赏。马头琴是蒙古族音乐的代表,几乎成为蒙古民族的象征。马头琴作为拉弦乐器,得到广泛传播,并最终使弹拨乐器“黯然失色”,成为蒙古民族心中的乐神和心灵的旋律。从蒙古民族的音乐发展史看,用马尾弓代替竹擦(棒擦)弓、火不思退出舞台、马尾胡琴-潮兀尔盛行于草原,最终拉弦乐器取代弹拨乐器成为主流,这是历史对马头琴的必然选择,马头琴成为蒙古民族音乐的核心也是有其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