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整纪刹风、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下,严肃党纪政纪将成为一种新常态。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受过处分的干部?必须看到,违反党纪政纪与触犯国家法律,在危害程度上有着本质区别。对于那些并非因腐败堕落而受到纪律处分的干部,如果'一棒子打死''永不叙用',不仅彻底否定了一个干部,断送其政治生命,也会让其他干部心生顾虑,甚至加剧'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消极心态。在对干部的教育管理问题上,我们党一向遵循

简介：广义的社会规则，外延宽广，表现形式多样，包括禁忌、风俗、习惯、礼仪、教义、道德、章程、制度、体制和法律等。此外，社会规则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类型。

简介：经济损失规则的概念和适用范围仍是争议的主题,这一规则本身的混乱伴随着该规则产生原因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区分侵权法和合同法的边界功能是经济损失规则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但是一些重要的原则限制了边界功能的适用范围.在涉及合同关系的案件中解释及适用经济损失规则,只有关注诉讼当事人的实际行动才能恰当地实现该规则的边界功能.首先,如果原告不是某个协议的当事人,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原告依据侵权法享有的任何权利.其次,不能基于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合同提供的假想救济以及合同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补偿具有假想的优先权限制原告的权利.再次,如果被告违反了一项独立于合同责任的侵权法义务,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没有明确地或足够充分地暗示取代侵权法的救济,当事人则有权获得侵权法的救济.

简介：组织是集体行动系统,一切集体行动的开展,都不得不求助于组织的形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序和有效率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因为规则于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一切组织都需要求助于规则,特别是官僚制组织,把对规则的建立和应用诠释到了极致。尽管规则带来的是行动目标的一致性,使行动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协调,但是,规则毕竟是一种压制人的力量,他使人异化为工具性的组织成员,泯灭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个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规则成了束缚行动者手脚的因素,让行动者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无法获得开展行动和随机应对的自主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集体行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种合作行动系统正在成长并可望取代现代性的组织模式。这种合作行动系统可以称作为合作制组织,它将告别对规则的高度依赖的状况。

简介：近年来，学者从党内潜规则的概念，党内潜规则与反腐败、党内文化建设、党内民主运行、党内显规则的关系，党内潜规则的发展演进的历史趋势等不同角度对党内潜规则进行了研究。对党内潜规则的研究是党建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在研究内容上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若干前沿问题有：界定党内潜规则的概念，分析其主要表现形式和特征；探究党内潜规则产生的根源及危害；针对党内潜规则在党内不同领域种种表现形式，对如何治理这些领域的党内潜规则提出对策等。

简介：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有哪些主要内容？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由2002年7月19日卫生部令第30号公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共7章48条。第一章总则，共4条，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等内容。第二章专家库的建立，共4条，包括专家库的构成和人员条件等内容。

简介：<正>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是对"管理"的扬弃。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治理国家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各个社会主体都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做到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方面,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把市场问题更多地交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解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培

简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为无主公益而特别设定的担当人诉讼。只有在实体法上无主的公益，法律才可在诉讼中赋予特定机关和有关组织以单纯的程序当事人地位，而那些具有明确主体的公益，不属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调整范围。作为一种与普通诉讼相异的特殊程序形态，民事公益诉讼需要与之相适的规则。才能发挥作用。

简介：立法语言存在固有的模糊性,模糊立法语言具有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周延性、稳定性等积极功能,同时也易于产生权力滥用、腐败等消极现象。立法语言的模糊度在私法、公法方面有不同的标准。从步骤上来分,模糊性法律规则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等。文义解释分为字面解释、体系解释等。论理解释是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运用主观裁量方法,对模糊性法律规则进行的不改变核心文义、不超出文义范围的阐释。论理解释的结果表现为平义解释、限缩解释、扩张解释,也可以是对模糊性法律规则的类型化、具体化。

简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所创立的“庄丰源案规则”——“1999年人大释法”仅构成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有效解释——引起诸多批评，并被认为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对“庄丰源案规则”的效力及其象征意义有所误读，也不必要地强化了祖国大陆的法律传统与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之间的对立。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