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由贸易区在国外已经有着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是学习和引进了这一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主要行为体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被称之为分散性权威的中国地方政府有着充分的自主性来学习和搜寻外来政策做出政策创新。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又使得政策的跨国扩散过程大大加快。具体而言,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当时与国际经济联系最紧密也最靠近自由港香港的深圳,学习并创立了中国自由贸易区的雏形,即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之下,保税区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但随着地方政府过于激烈的竞争以及全国政策的变迁,保税区优势有所下降,必须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上海市政府在此过程中拔得头筹,而其他地方政府正竞相建立下一个自由贸易区。
简介:政府间的组织学习是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也是政策知识转移、吸收与内化的政策再生产过程。文章以"城市网格化管理"政策为例,对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浙江省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及重庆市某区"网格化社会防控体系"三种再生产形式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并非被动地移植政策原型,而是将其作为知识起点进行选择性的吸收与改造。政府组织在技术导向学习与社会导向学习之间的复杂选择导致"再生产"的政策在具体形式和改革力度两个维度上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政策原型。而这种学习选择与政策再生产偏离受到三种具体机制的影响,即问题研判机制、不确定性规避机制与资源动员机制。三种机制共同作用于整个组织学习过程,使得创新政策本土化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地方治理绩效与制度变迁导向。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引入组织学习视角,展现政策扩散过程中"再生产"政策的变迁样态和影响学习的微观机制;局限在于由于缺乏其中部分案例的一手调研材料而影响到分析的深入程度。
简介: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