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简介:金融化是指全球金融利益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是三个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共同推动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弹性劳动机制的角度分析,这些变化带来的风险最终仍将由劳动者承担。政府一方面放松金融管制,另一方面却通过弹性劳动机制加强对劳动力的管制。弹性劳动机制使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门,如果没有弹性劳动机制,全球金融及其运行网络就无法维持。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试图借助全球化和金融化发展壮大,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过程中,必然衍生全球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求一种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制度,以对抗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简介:任何组织要保持旺盛生命力,必然包括内部运行系统和外部交换系统这两个部分。胡献忠博士在其《社会变革中的共青团》一书中,将党-共青团-青年的变量关系作为外部交换系统的机制,将共青团作为内部结构,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指出,社会环境变化导致了党的任务和青年群体的变化,由此导致共青团发生变化。同时,社会变迁对共青团组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共青团的时代使命、组织形态、意识形态、服务角色、维权空间、干部成长等6个要素而发挥作用的。当然,在过去形成的机制和规律,要能够创造性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有效运用,还需要共青团实务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从整体来看,共青团的发展之所以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其原因在于共青团内在地存在着保证自我创新和适应环境的机制。
简介: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