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简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真正系统研究南海问题，大致始于冷战结束，尽管当时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日渐凸显，但是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一直比较薄弱。21世纪头十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相关研究仍未能达到与南海问题重要性相匹配的厚重程度。大致以2009年为时间节点，中国国内对于南海的研究形势显著好转，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西方学界也在原本就较为丰富的研究基础上，扩大了研究的规模。几乎所有论及中美关系、美国东亚战略或亚太战略的著作都会提及南海，相关研究十分丰富。本文力图梳理有关研究现状，把握美国与南海关系这一相关问题的学术发展脉络。

简介：随着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曾一度进入蜜月期的中韩关系急转直下。这也说明中韩关系存在很大的脆弱性,极易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而恶化。目前来看,比较严重的热点有两个：＂萨德＂导弹部署问题和中韩渔业纠纷问题。＂萨德＂导弹问题涉及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和中韩两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利益。渔业纠纷的实质是两国的海域划界问题,但现实中不断加剧的冲突正在进一步将两国关系推向对立。如果我们把中韩关系急转直下当作一个危机的话,这场危机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大有将两国推向证实敌对状态危机（JustificationofHostilityCrisis）的趋势。因此,中韩两国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和回应措施已经成为目前决定中韩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中韩需要从国际法和危机管理的角度来正视并处理该问题,避免问题恶化对中韩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点地区。在客观现实中,中国与其他南海争端方之间的行为互动,常常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较量。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过程,以考察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演变过程。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国家间行为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社会学中,完整的行动要素包括行动主体、客体及中介。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将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假设为一个互动行为集合体,中美两国互为行为主、客体,而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为行为客体或行为中介。据此,可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分为三类行为,从这三类行为互动中可得知中美两国在主体间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现实中的互动路径。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以对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观察;另一方面,启发中美双方应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处理在南海地区分歧,避免中美关系大局被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所主导。

简介：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是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彻底决裂的标志和政治权力斗争的顶峰。两者关系历史呈现戏剧性演变：最初面对参与政治的相似机遇与挑战。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分别选择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两条不同发展路径，此后因应对国家机构中根深蒂固的世俗势力的共同威胁而携手合作，世俗主义共同对手衰落后又因政治权力争夺反目成仇，最终正发党确立了政治伊斯兰的霸权地位。葛兰运动与正发党关系从结盟到决斗的历程．促进了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回潮以及政治秩序的伊斯兰化，实现伊斯兰运动内部发展的道路统一，同时突破了凯末尔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坚守的“监护式民主”威权统治框架，推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运动内部及其与世俗主义的权力争斗，将民主运行机制工具化，侵蚀了民主制度的法治基础，最终加剧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

简介：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特别是2010年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之后。双方贸易额呈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随着双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也出现贸易不平衡、非关税壁垒突出、贸易摩擦等问题。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东盟宣布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发表《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双方经济战略规划高度契合。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双方积极谈判香港-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因素助力下，中国与东盟继续深化贸易合作前景广阔。面对东盟内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全球经济形势不稳等因素．中国-东盟贸易合作须开拓思路，不断寻求新增长点。

简介：九一一事件以来,防扩散成为中美合作亮点.两国在多层面形成较稳定的合作模式：在国际防扩散机制建设方面,美中之间主要是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建设者的关系;在应对地区核热点方面,中美分别扮演了“好警察”和“坏警察”的角色;在双边合作方面,中美互动以培训与协作为主.防扩散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美合作亮点,是空前严峻的核扩散形势及两国防扩散战略调整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扩散合作加深了中美了解与互信,稳定了热点地区形势,保障了中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改善了中美经贸交流的外部环境.但随着近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防扩散合作面临抓手减少、互补协作难度增大、地缘干扰因素增加等挑战.因此,对未来的中美防扩散合作不能盲目乐观.当然,形势变化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将扩大中美防扩散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并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智慧和资源.中美应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防扩散合作重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成为两国携手进行全球治理和维护地区秩序的样板.

简介：在中国媒体中,以色列形象基本是正面、积极、有活力的,主题多是以色列经济、历史、文化、科技、宗教、中以合作等,展示出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浓厚、宗教魅力迷人、民族性格坚韧、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以色列;在美国媒体中,以色列形象基本是负面、消极、挣扎的,主题多是以色列的内部政治斗争、社会分裂、民族歧视、巴以冲突、对外关系恶化等,展示出一个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族割裂、国际处境孤立的以色列。中美媒体报道倾向既与本国民意、政策相关,亦有与民意、政策脱节之处,往往是盲人摸象,甚至以观点筛选事实。

简介：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朗政府未会启用美外安全对话机制处太空安全问题.

简介：2016年，美国最大的事件之一莫过于四年一度的大选“花落特氏”。特朗普的强势崛起不仅对美国意义重大，对世界而言也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尽管尚未就职，但从特朗普的一言一行、

简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薤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简介：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简介：进入21世纪后,中非关系的深化和加强开始逐步引起国际观察者的广泛关注。除赞美外,大量的批评和抨击也随之而来。与我国学术界以往侧重依赖国内文献、单方面回应、单独回应个案甚至回避国际社会的批评不同,本文大量使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献资料,在中非关系之外引入欧非、美非关系等横向对比,并采用将对象国归类分析的模式对＂新殖民主义＂的论调进行了正面回应。首先,笔者从宏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三个方面将中非、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对比。其次,笔者进一步将对象国分为三类,并分别挑选代表性个案以分析中非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具体影响。最后,笔者发现,西方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存在故意夸大、缺乏横向对比等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对非政策虽然面临不少挑战,但整体上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的发展进程。

简介：双边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互动的主要行为模式,存有领土主权争端的双边关系可以特指为瑕疵双边关系。根据逻辑演进方向的不同和学理论证的偏好差异,瑕疵双边关系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进路,一是以＂瑕疵＂为导向,关系瑕疵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状态的排列组合构成了瑕疵指数体系,瑕疵指数决定瑕疵水平和瑕疵关系状态;二是以＂双边关系＂为导向,双边关系行为体的内外资源构成情境结构,情境结构决定关系样式和瑕疵关系变迁。通过比较分析,探视瑕疵双边关系差异性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厘清国家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行为逻辑,把握国家对外政策的演变规律。南海争端下的中菲双边关系与中马双边关系因各自不同的关系瑕疵指数和关系情境结构,在共同存有海洋领土主权纠纷的前提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双边关系逻辑和模式。

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简介：近年来,阿塞拜疆与以色列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均获得长足的发展,双边关系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交往密切,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究其原因,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倚重和经济上的彼此需要。阿以＂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凸显了文明冲突的悖论,阿塞拜疆的特殊身份使其未来可以充当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谈的某种桥梁,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冲击。不过,长远来看,以色列的＂外围战略＂和阿塞拜疆的＂平衡外交＂导致两国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变数和有限性。

简介：5月2日俄工贸部第一副部长尼基京称，在俄国内纺织品生产已经占据了一定市场，纺织品生产将成为俄经济增长点。5月3日俄财政部称，截至5月1日，俄储备基金资金总额达163．4亿美元，环比增长0．9％；若以卢布计算为9312．5亿，环比增长2％。

简介：缅甸民盟政府2016年3月30日宣誓就职,其执政一年左右,中缅关系经受住了缅甸政府更迭的考验,总体保持友好关系,在政治、安全、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持续推进。不过,两国在投资、贸易、边境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仍存挑战,同时,中缅关系发展还受到其他大国的竞争。

简介：2017年4月安倍访俄,使日俄关系继去年普京访日后继续转暖,并为今后合作打下基础。但日俄之间分歧和难题依旧不少,如两国贸易额很小;对美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迥异（日竭力支持,俄则坚决反对）;受美欧牵制,日俄关系改善将有很大局限;领土问题难以解决,等等。俄日在远东地区合作已呈积极趋势,对中俄经济合作显然是一个挑战。因此,中国必须加大在远东与俄合作力度。

简介：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给美国对外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美欧关系也不例外。在前任总统奥巴马任内，由于亚太和中东热点频发，对欧政策并非美国全球战略重中之重，跨大西洋关系偶有波动，但基本保持稳定发展。而特朗普执政后，由于其个人理念、对欧表态与前任差异巨大，欧洲对美政策走向忧虑重重，担心美欧关系基础遭到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