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特朗普政府上任初期的情况显示,特朗普和选战期间以及早期的表态言行一致:自恋、善变且乐于利用群众的焦虑和偏见.尽管他的政府远未完成组建,至2017年2月中旬,特朗普仅确定549个职位中的34个人选;另外,其内阁成员只有14人得到确认,但政府政策的基本形态极为清晰.他选择的内阁和顾问组人员包括鼓吹増加贸易保护力度,増加美国商业自由度的人物,他们还曾表达极端的反穆斯林情绪以及社会保守主义态度,否认人类应当为气候变化负责.本届政府对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墨西哥和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威胁继续升级贸易对抗,并惩罚没能追随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美国公司.特朗普己经决定美国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一个构成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经济主干的多边贸易协议.
简介: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去18个月里,美国政府基本实现对缅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通过减少经济制裁,派遣大使进驻仰光和近期的美国总统访问,鼓励缅甸继续改进,对缅甸改革表示认可。在美国考虑继续强化双边关系之际,应当考虑军事关系。缅甸脱离英国独立65年以来,缅甸军队(或称军政府)曾经直接或事实上统治缅甸长达53年。缅甸军方完全融入政府机构,而且肯定还将在缅甸的任何经济和政治进程(或倒退)中起深远作用。对美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正面影响缅甸军方。途径之一在于为其提供接受美国军事教育的机会。此前,美国从1980-1988年曾资助175名缅甸军官入读美国军事院校。鉴于目前缅甸的局势变化,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项目发展史将为重启项目提供某种视角。
简介:本文聚焦2016年7月13日至28日美国全国性和地方媒体对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114篇,通过分析样本在呈现南海仲裁结果的过程中的媒介框架的运用,考察了其是如何在报道南海仲裁案中差异化地建构美、中两国的"我—他"国家身份。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将"自我"再现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正义的"我者",扶正了本国在亚太区域的作为"霸权国"身份的合法性;同时通过负面化地将中国建构为"规则的破坏者"、危险/不确定的"他者",定义了中国作为区域秩序"挑战国"的身份。其中,美国媒体在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两类国家身份建构方面有以下特点:一是凸显美国"霸权国"国家身份对现行秩序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二是建构中国这一新兴力量在观念意图上与国际现行主导性规范的对立性;三是强调东南亚盟友的弱国身份,强调"自我"作为区域平衡力量的重要性。在市场利益之外,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件进行框架化报道也是国家行为体基于对于某种国际或国内构成性规范的认同,通过国际传播新闻框架来建构和强化规范共识的过程。
简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海外殖民征服运动,这对于处于洲政中的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正义的冒险。“擅长治理是上帝赐予英语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统治野蛮落后的民族。”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曾这样声明,“在所有的种族中,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重建世界的最终领导者。”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军事征服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这场征服运动既包括激烈的斗争、严刑拷打、强迫安置以及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竭力通过“亲善的同化”来怀柔菲律宾社会重要阶层。1901年7月4日,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指示下,“为了促进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和繁盛,一个文治政府建立起来了……(文治政府)最大限度地遵从菲律宾人的习俗、习惯、甚至是偏见,这些是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政府的必要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