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越南曾经属于中国的版图,从秦朝到唐朝均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越南史书将这一时期称为＂北属时期＂,其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殖民地时期,法国殖民者对其进行了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使其从法律文化到制度均走向西化。1945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越南的法制又走向了全面向苏联看齐的道路。以上三个重要的历史经历决定了当代越南法制的基本模式,也决定了当代越南民事审判体制包括民事判决执行的模式,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当代越南的民事判决执行立法起步较晚,直到1989年8月31日,越南才有了民事判决执行的第一部立法《民事判决执行法令》,之后在1993年、2004年又先后颁布过2部《民事判决执行法令》,民事判决执行制度逐步完善。2008年11月28日,越南颁布了当代第一部《民事判决执行法》A,该法施行至今,并在2014年11月25日进行了重要修改。本文将对当代越南的民事判决执行法令制度进行简要梳理并重点对其现行《民事判决执行法》的内容进行分析、概述。

简介：随着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稳步推进,海洋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广度、深度和频度在不断扩大和增强,涉及海洋空间利用的国际海洋法、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管理、安全等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为加强这一新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2016年12月3日至4日,第四届南海法律高端论坛暨海洋空间利用法律问题研讨会在海南博鳌召开。

简介：《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典》颁布十年来,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正效果,负效果却频繁涌现。原因是《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典》的法律定位不当,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缺失,社会未形成普遍的遵法守法机制,官僚寻租与腐败严重,未建构起公民普遍参与的森林治理体系,最终导致违法采伐持续不断、森林火灾频繁发生。俄罗斯虽在政策和行政上采取了补救措施,但若没有森林资源保护法制的根本性修改,依然难以取得最佳效果。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在森林资源保护法制建设上,也遭遇了与俄罗斯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在当下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及时调整法制结构,确保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

简介：自1979年以来,东亚地区基本保持了稳定与和平,没有大的战乱与冲突发生.是什么机制维持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学界颇多争议.鉴于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主张的折中主义分析方法,当前地区的安全秩序主要是由大国间的互动决定的,大国间互动的方式可以从物质、制度与规范3个层面综合全面地进行考察.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一种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结构性矛盾的方法与愿景,也是一种对未来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蓝图.结合近些年国内外对于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研究,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由如下3个方面决定：在物质层面上主要是美国与中国安全与经济政策的互动及相互影响;在制度层面主要是大国以现实主义的目的参与东盟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在规范层面则是大国推行自由主义规范与主权规范的相互竞争.

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点地区。在客观现实中,中国与其他南海争端方之间的行为互动,常常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较量。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过程,以考察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演变过程。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国家间行为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社会学中,完整的行动要素包括行动主体、客体及中介。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将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假设为一个互动行为集合体,中美两国互为行为主、客体,而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为行为客体或行为中介。据此,可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分为三类行为,从这三类行为互动中可得知中美两国在主体间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现实中的互动路径。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以对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观察;另一方面,启发中美双方应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处理在南海地区分歧,避免中美关系大局被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所主导。

简介：专属经济区问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富争议性的议题之一。中美在航行自由是否包括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水文测量能否区别于海洋科学研究以及专属经济区是否允许军事情报搜集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中美的分歧源于美国主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专属经济区问题,并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因此,尽管提出了诸多法律依据,美国的专属经济区主张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作为一个政治性、战略性议题,法律并不能够为专属经济区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中美专属经济区分歧最终只能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关键是要建立中美战略互信,寻求战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