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一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简介:“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是整合沿线各国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视角.本研究从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互补、历史文化互通和合作前景利好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提出了由国际旅游合作走廊、国内旅游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和丝路国际旅游港构成的“一带一路”区域旅游合作空间格局.在现有多边合作组织的作用下,“一带一路”区域应在旅游政策、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交流、旅游投资和旅游客流等领域加强旅游合作,发挥并加强以政府宏观主导、旅游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引导的积极作用,实施日常工作机制、政府协商机制、投资促进机制和应急处置合作机制.
简介:微区域是全球化、新区域主义与跨境联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建构了以次国家层次为基本单元、以跨境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动新层次.本文通过剖解区域层次构成,厘清了微区域与区域、次区域等的关系,并将微区域主义区分为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合作两大维度.指出,当前重跨境经济合作、轻跨境安全合作的现状会致使经济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会导致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负相关.东盟“增长三角”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区域自主与国家安全是“增长三角”产生的安全诱因;综合安全与伙伴关系是“增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安全推力;而开放治理与“搭便车”可能成为“增长三角”深化的潜在安全阻力.
简介: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简介:印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自2008年提出“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以来,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加侧重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安全纽带”,即围绕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展开。这表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多是从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考虑,并未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核心关注。这提示中印两国应加强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和技术合作,依托印度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在印开展绿色产能合作,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积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