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在对安东尼·瑞德等学者关于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相关论述，分析在“漫长的16世纪”和“早期近代世界”中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如何推动了当时东南亚的整体化发展，进而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方法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整体结构视角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简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IslamicState，简称IS）是当今世界两大极端组织，这两大极端组织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近亲”，都信奉瓦哈比一萨拉菲主义（wahhabi—Salafism）；在行事手法方面，两者都惯用包括爆炸、绑架以及自杀式袭击等在内的恐怖主义手法；两者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IS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是“基地”组织的分支，其间曾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为此，不少人认为IS与“基地”组织别无二致，但自2014年以来发生的包括“基地”组织与IS公开决裂、大打口水战乃至双方频发冲突等事件表明，IS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充满着不信任和敌对。

简介：依托全球化和区域-体化,权力转移的进程不断加快,多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在多中心体系下,权力转移进程呈现出权力扩散、权力分解、特定议题上权力分配的不对称三种特点.这三种特点也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等大国的行为.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彰显了印度作为中等大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利益诉求.对于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与对方的预期达成-致,从而为推动双方的发展与进步创造条件.

简介：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海外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东道国的社会组织风险对投资项目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社会组织风险缘于东道国内政、社会组织的环保和维权诉求、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自身不足等因素,不仅会造成投资损失,还会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实施及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企业需通过强化项目前期准备、重视与当地社会组织的沟通等方式,保障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与对外经济战略的稳步推进。

简介：马科斯政府时期，由于菲律宾基督教教会活跃的“人世”表现，加之马科斯政权实施军管法引起人权状况恶化，以及政府对基督教人员、财产等权益的侵犯，菲律宾政府与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待菲律宾基督教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忽视到逐步重视，从观望到接触、援助、施加影响，而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也希望借助美国政府向马科斯政府施压，推动结束军管并恢复正常的政治局面。美国政府力促菲律宾基督教组织恪守“政教分离”和“非暴力手段”的原则，关注并默许基督教组织与反对派势力合作，最终菲律宾在1986年通过“人民力量革命”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

简介：本文评述前近代华人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组织的相关研究，分5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学术史上华人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组织的几部经典研究。第二部分在这种学术脉络下评述新近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一书的优劣得失，揭示其在组织研究以外的意义。基于前述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进一步阐明和评估环南海地区研究与基础训练的意义。第四部分列举研究该区值得进一步注意的一些新旧材料。最后一部分展望未来研究可行的若干主题，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对时间和空间重新理解的可能。很大程度上，环南海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是由东南亚史和海洋史的研究牵引的，在华文世界则主要是由华人华侨史和台湾史所引导，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关注主题的侧重和历史解释方向的差异。在历史解释上，学者既受自身身份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语境。在环南海区域研究中，华人的适应性和在客居社会的嵌入机制、去国家中心历史叙述或以海洋史为中心视角下商贸组织的演化与各口岸网络化的联结、边界的非实体化与流动性等议题均有很大拓展空间。

简介：2013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这些讨论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如政府、政策、经济等普遍的关注点入手,较少以具体的节点国家以及它们内部的商业和社会组织作为考察对象.笔者认为,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宏观的、一般性的建议上,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个具体国家、相关组织的操作上.本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枢纽新加坡为例,以跨界治理作为分析架构,探讨海外华商组织的发展和制度化进程,及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互相契合,进而使历史资源、社会资本和跨界治理在新的发展局势下找到确切的定位.

简介：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法,对1980—2011年间东盟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成分进行测算,并对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观察期内（1）除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全要素增长率为负外,其他东盟国家均为正。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就本文样本来说,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2）1984—1986年、1996—1998年以及2002—2004年期间东盟整体出现了3次较为剧烈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3）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增加,东盟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