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简介：“中国责任论”有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对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责任论”可谓是一个新的考验。对于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仍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的中国来说，如何应对“责任论”，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应适当承担国际责任，既不因逃避该承担的责任而受孤立，又不因过分承担责任而累垮自己。责任与利益密切相关，维护好责任利益，需要战略筹划。

简介：大国崛起理论散见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但鲜见专门的系统论述.本文旨在对之进行总结提炼,并结合中国崛起的现实予以简评.

简介：中国在安理会涉及叙利亚提案表决时投否决票，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了避免又一个阿拉伯国家成为干涉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在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权力，而“保护的责任”因其宽泛的理论解释空间而极易被滥用，冷战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几次干涉主义战争的后果都背离了“保护的责任”的初衷。

简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宣言》，明确规定在2015年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千年发展目标既代表了世界各国政府为促进发展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成为国际社会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简介：在现代企业形式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企业制度形式。由于兼具“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有着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存在一些普遍的共性制度设计,例如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权变更登记等。但受英美法的影响,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例如给予公司章程广阔的自主空间,将股权交易纳入强制公证事项等。我国投资人在与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股权交易时,必须要对公司章程、公证事项、变更登记以及外资限制等问题给予重点关注。

简介：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简介：本文对最优货币区四十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一番疏理，以期对日益升温的有关亚洲货币合作问题有所借鉴。文章回顾了蒙代尔等早期理论家的论述以及随后的实证分析。特别地，文章关注了由Rose等提出的OCA内生性理论以及理论界对此的争论。最后文章分析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对OCA稳定性的分析，以及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框架的拓展方向。

简介：今年8月22日是伟人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曾经提倡"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并树立了"古为今用"的榜样.历史证明,邓小平不仅是"洋为中用"的典范,而且以其远见卓识影响世界,创造了"中为洋用"的业绩.

简介：<正>一九七二年九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时宣布了建立所谓“新社会”的方针。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种旨在使社会加速资本主义化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马科斯在向广大居民发出呼吁时,使用了获得独立的国家所盛行的满足“基本需求”的

简介：

简介：列宁的民族理论主要包括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平等团结理论、民族法制理论等。列宁的民族理论对多民族的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

简介：索绪尔是有定评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他长期从事历时语言研究，后来进行语言学教学，对现代语言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倡导共时研究，研究语言这个关系系统、语言与言语，阐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教学工作者应以索绪尔及其继承者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更加积极地运用语言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

简介：七、关于分配问题分配制度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如何看待改革道路的选择俄罗斯选择的激进式改革道路并不平坦。从统计数字看，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中，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５０％以上，１９９７年形势稍有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０．４％，工业产值增长１．９％，但１９９８年的危机又使经济下降了８—１０％，而且...

简介：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