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简介:一、引言新加坡元(下称新元)自1980年以来对所有其它主要通货都升了值。这是旨在使国内价格免受输入性通胀影响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在1985年衰退之前,反通胀政策的负担依托在全国工资委员会规定的工资限制上。可是,由于劳力紧缺的市场形势以及国民经济中劳力较密集的服务部门比重不断增大,这一政策变得无法持续下来。尽管新加坡政府承认实际工资成本与国际竞争力之间有偶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它还是接受以其有限的影响货币工资的能力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正是根据这一背景,汇率成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国内价格稳定则是其最终目的。
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
简介:对于处于战略防守方的中国而言,越是要向外拓展软实力,就越是要重视挖掘自身的凝聚力。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均源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尽管其着力点不同,却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应当注重从外人的眼光来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对中国是凝聚力的东西,对外人往往就是软实力。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历史,其“衰而又兴”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柔韧的软实力。国家统一与地方文化多元发展的和谐共存,其“和而不同”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亲和的软实力。即使共同经历的灾难,也会不可思议地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因为正是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才会同甘共苦,共同期待未来。但是,从“协和万邦”古老理念到倡导“和谐世界”新国际安全观,并不一定意味着皆大欢喜的和平红利,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危险,因为对西方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应只是怀柔感化作用的代名词,还应包含和体现敢于力抗强者、主持正义、维护公正等精神内涵与道德形象,当然,这就更需要自身具备坚不可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