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建立了政教分离制度,在国家与宗教之间树立起一道分离之墙,以保障个人的信仰自由。然而,美国是一个有着信教传统的国家,宗教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政教分离制度成为了一个难题。最高法院所确立的"莱蒙准则"无疑为法院裁决政教分离案件提供了一个可供适用的标准,但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问题。而莱蒙准则的适用困境,不仅让我们意识到处理政教分离案件的困难,也让我们对政教分离制度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自由主义理论有所反思,其固然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在适用中却有"彻底驱逐上帝"之危险,其固然解决了宗教干涉世俗政权的问题,却也导致了国家政权神圣性的丧失。

简介：互联网创新之繁荣有赖于其对革新成果共享的保护。这源于互联网设计了一个中立的平台,使得最大范围的创新者都能资源共享。然而,这种架构正在受到法律和技术的控制而日益改变。这种转变将破坏互联网创作和革新发生的机会。互联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在莱斯格看来,是个关涉自由之本质的真正的问题。

简介：丘汉平（1904-1990）是东吴大学法学院著名的罗马法教授.他走上罗马法教育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悉心地培养和细致地呵护.他对于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深有洞见的判断,既有扎实的学理依据,又基于对古典时期罗马法的深入研究.从他撰写的《法学通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罗马法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在丘汉平罗马法的研究成果中,最值得称颂的是他于1935年9月出版的《罗马法》教科书.本文从“注释详尽”的角度对丘汉平的《罗马法》一书作了初步的解读,既有总结丘汉平罗马法研究成就之意图,又充满对丘汉平“奋斗”精神的仰慕之情.

简介：网络空间并非一个超越规管的区域。劳伦斯·莱斯格认为,规管者就是代码,即塑造网络空间的各种软件和硬件。互联网正由一个自由论者的乌托邦变为一个被商业利益控制的处所。如果任其发展,互联网将变为一个完美的控制工具——不仅是受控于政府,更主要是受控于软件编程者。在莱斯格看来,解决之道在于如何将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转译"或应用到虚拟空间。

简介：2002年7月29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莱斯先生等一行7人拜访仲裁委员会。中国贸促会法律部部长兼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副主任王生长博士在贸仲所在地北京高斓大厦六层贵宾室接待了美国客人。宾主进行了友好会谈。贸仲仲裁研究所主任兼贸仲副秘书长王承杰、贸仲办案处处长王洁以及仲裁研究所副主任李虎参加了座谈会。

简介：明确法院证据调查制度,有助于厘清司法实践中法院和当事人对于事实认定的责任分担。按照分类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法院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启动证据调查的方式分别加以研究,明确提出法院不应当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却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调查取证,以实现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向依申请调查取证的权限转换。

简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对公民的人身、财产、住宅等进行任意搜查,必须在有充分的理由并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才可进行。但是,第四修正案的内容与界限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是否可以搜查手机信息的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论。在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法院认为手机中存储有大量隐私信息,这与传统上警察附带搜查的实物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为打击犯罪,也不可以侵犯隐私权为代价对手机信息进行附带搜查,而必须在具备搜查令的前提下才可展开搜查。

简介：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是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翻版＂而来,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传统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即将土崩瓦解,而德日犯罪构成理论一时难以被广大学者接受之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以及犯罪构成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来建构属于我国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即：犯罪客观方面——社会危害性——罪过）。依此建构的犯罪构成是好是坏,检验的一个简便方法便是将其与精致的、备受不少学者推崇的德日三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比较,若两者功能吻合,则这样的犯罪构成或许是可以被接受的。

简介：合宪性解释有两种含义,既有违宪审查层面又包含普通法律案件的审判层面。合宪性解释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合宪性解释能否作为宪法在司法领域实施的方法。在论争的催生下,有学者提出'依宪解释'。依宪解释是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也是宪法在司法领域实施的方法。依宪解释具有其正当性、合法性,也存在局限性。

简介：1968年哈丁教授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认为在公有产权制度下，多个权利持有者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导致公有资源被过度使用。1998年赫勒教授在其基础上提出“反公地悲剧”概念，认为当公共资源上产权过多，权利人相互制衡时，就会有资源虚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产生。“反公地悲剧”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内涵对产权理论、法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分析现实社会现象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反公地悲剧”和《困局经济学》是赫勒的代表作。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分析“反公地悲剧”理论研究的脉络及其发展，并简要分析该理论的缺陷及其在相关研究领域的贡献。

简介：《监督规则》对依职权监督条件所作的规定既适用于结果监督案件，也适用于审执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而在裁判结果、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中法院公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存在差异，确立检察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边界，即确定依职权监督条件时，要在坚持权利本位的前提下，寻求公权力监督与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平衡。《监督规则》对三类案件依职权监督条件所作的规定完全相同，忽视了差异性，也与《监督规则》其他规定存在隔膜，需进一步完善。

简介：中国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强调维护家族和谐及宗法统治，表现在司法方面，就是一般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诉。宋代法律对于亲属之间容隐制度规定的十分详细，井处以重罪，试图阻止亲属间相告的出现。但是在司法审判中却存在着亲属相诉的情况，且一般没有因此受到处罚。严格依法审判还是保全族谊？宋代司法官员为此司法实践中做出了周全考虑。亲属相告在宋代的出现有着多种原因，成为宋代司法审判的特色之一。

简介：五十年前的哈富论战不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环境,也为法哲学领域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推敲的理论难题,而其中关于纳粹统治下的司法疑难问题的讨论,多年来常常引起许多涉及范围甚广的争议。本文就是试图立足于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出发,考察哈富论战中相关的理论问题,对以"告密者案件"为代表的纳粹法制迷案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进而对哈特、富勒与拉德布鲁赫的学说背景加以重述,澄清有关的历史观念问题,并据此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属性进行一些分析。

简介：莫诺·卡佩莱蒂通过对西方司法程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欧洲法律改革出现了三大潮流：宪法化、国际化与社会化。首先,融合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宪法正义不仅在美国亦且在欧洲逐渐成为法治的要素;其次,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促使与宪法同属于高级法的一系列国际性法律文件问世,跨国的法治保障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化进程;再次,现代新型社会问题促使了司法模式从＂压制型＂转向＂回应型＂。这三大潮流促进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但要让法律和司法的基本价值深入人心,更有赖于传统、教育和政治文化。

简介：<正>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自由主义者觉得现实中既有的制度空间依旧无法承载人们的自由梦想,开始转而把因特网视为寄情自由的理想之所,在网络空间中想象、构筑、憧憬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如果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宪法结构不作出与自由所需的技术条件相一致的变革的话,那么,

简介：依宪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高水平认知,对人类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经验的科学概括,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化和提升,因此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归根结底是我们党为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进行的重要探索和创新。而实现依宪治国必然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因此,很有必要进行一番阐析。

简介：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对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便于人民法院及时正确处理民事纠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复杂性以及我国民法通则尚不确定具体，以致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常发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一强制性规定，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不待当事人主张，法官即应依职权适用，

简介：裁判要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之一。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简介：依法院嘱托转移登记实践中存在是否需要当事人再提交登记申请和材料问题、依嘱托登记能否直接适用以解决离婚判决所涉房屋转移登记特别问题。依法院嘱托转移登记中要求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混淆了依嘱托转移登记和依申请转移登记,应予取消,但要求提交不动产转移登记相关材料合法合理。依嘱托登记不能直接适用以解决离婚判决所涉房屋转移登记特别问题,建议当事人利用不动产登记代理制度或者向法院提起排除妨碍诉讼,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直接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或者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嘱托登记。

简介：从“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表达了人们对于政府执政依据的更高要求，它实质上是将法律置于宪法的天平之上，是在注重政府行政分支依法执法、司法分支依法司法的观念下，进一步主张立法分支应当依宪立法。本文立基于形式意义的“依宪执政”，以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为例，考察了这种意义的“依宪执政”在我国实践中的不可欲性，进而讨论导致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这种难以甚至无法作为形式意义“依宪执政”的依据的原因乃在于立宪思维存在的若干误区。最终，为了使“执政”有可行的宪法文本依据，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归到讨论实质意义的“依宪执政”的前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