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网络时代，个人信息遭泄露，已经成为危及每一名公民信息安全的“毒瘤”。对此，“两高”5月9日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力度，其中对越来越普遍的“人肉搜索”问题也作出规定。

简介：一、引言所谓结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概指二人以上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共同实施作为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其中部分人的行为引起了重结果的场合，全体参与人就成为该重结果的共同正犯。诸如，甲、乙二人共谋抢劫丙之财物。由甲施以暴力压制丙之反抗，由乙取得丙之财物，丙却因甲之暴力行为而死亡。在此。如若承认结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则甲、乙成立抢劫罪（致人死亡）之共同正犯；反之，则甲成立抢劫罪（致人死亡），而乙仅得成立抢劫罪，即就致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甲、乙并不成立共同正犯。

简介：影响性刑事个案中民意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民意从宽、从严的呼声下,案件判决有的轻缓化,有的从严处理。民意影响判决案件,个案本身具有普遍性规律,如涉案主体身份存在差异、个案折射问题与社会问题高度吻合、案件事实或者适用法律存在模糊性。判决结果总是基于舆论而改变,势必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一定影响。构建民意与司法判决的良性机制,应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制度、严守罪刑法定、建立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的司法独立。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结果加重犯认定之重点和难点均在于结果归属的认定。从因果链是否受到干扰的角度出发，结果加重犯可分为无介入因素和有介入因素两种类型。相较而言，前一项下因果关系的认定更为容易；介入因素下，根据其原因力的产生源不同．大致可分为行为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介入、自然力介入、被害人特殊体质介入、被害人行为介入五种类型。鉴于被害人行为介入往往是在行为人基本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或过程后，身体和心理受到双重刺激下做出的反应，因而在结果归属的判断中。所需考量之因素就更多，也更为复杂。

简介：30多天，400多人，药品进价成本4万余元，无人收款箱里却只有8000元钱，1个月就赔3万多元……这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一家爱心门诊粗略统计的数字。因患者看完病后给的药钱普遍少，如今爱心门诊赔钱有些吃不消。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多家“免费门诊”也因为各种原因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本期我们就来聊聊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免费门诊”、“爱心门诊”这一话题。

简介：在城乡差距较大的现实条件下,强调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权益'属性,有助于促进农村儿童受教育权的实现。农村儿童受教育权实现的过程,也是作为公民的农民利益群体(或个体)与国家及社会关系构建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力量从起点、过程到结果的各个方面,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儿童受教育权测评指标体现为受教育机会权、条件权和成功权三个方面。测评农村儿童受教育权,需在构建和分解指标体系的同时,综合考虑指标权重和赋值、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以及'观测点'的筛选等问题。

简介：家庭暴力，不是我国独有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它极大地危害着家庭稳定和社会治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即老人与子女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其具有隐秘性，反复性，长期性这样的特点。受害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尤其当受害人是孩子的时候，由于自身年龄的限制，很难意识到自身权利的侵犯，找到救济的渠道。笔者希望通过对我国和国外对家暴受虐儿童法律救济的比较，找到有效途径预防家暴的发生和妥善安置家暴受虐儿童，并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生活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简介：腾讯公司旗下手游'王者荣耀'现在风靡朋友圈。然而,关于儿童沉迷游戏的新闻也频频爆出:有家长称,孩子在大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花费数万元购买游戏点券。未成年人手游的消费是否有效,家长的要求退款是否合理?这类行为应如何避免?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的梁宏刚律师称,根据我国法律规

简介：海上无人船舶的试验航行是研发成功并投入商业营运的必经之路。船舶智能化程度与船舶配员标准的对应需要长期的验证,对无人船舶研发试验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及其应对展开研究,既能解当前无人船舶法律研究的燃眉之急,又是长久之计。对于处于研发试验阶段的无人船舶的法律地位界定、海上安全行政法规对无人船舶的适用障碍及应对、海上事故的民事责任承担以及无人船舶保险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认为国际法和国内立法中的船舶定义都未规定船上人员这一要件,现行法律体系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无人船舶,但公法上需要在船舶检验标准和规范、船舶国籍取得条件、船舶配员、安全区域与警示、应急管理等方面针对无人船舶进行立法或调整,对于研发试验阶段无人船舶海上事故的责任承担以及船舶保险等民事法律制度也应做出相应完善。

简介：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视阈中的行为不同,前者偏向于存在论上的自然行为,后者偏向于规范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以此为基点,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在＂对物防卫＂的认可与否以及＂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取舍上采取不同的态度。采取存在论意义上的、客观中立的、未定型的＂裸＂的行为更符合刑法行为视角的立场。＂有害性＂、＂有意性＂都不是行为的要素,应当将主观要素与价值判断从行为的考量中剔除出去。这样的行为观对于＂对物防卫＂的主张与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有所裨益。

简介：因不法行为引起自杀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在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和判例中,往往会被作为犯罪的构成、加重或从重情节处罚。我国明清例律对该问题有着鲜明独特的裁判立场。在清代司法判例的视野下,《红楼梦》里有代表性的四个引起自杀案例一般会得出肯定归责的结论。但从当今刑法理论的因果关系、责任主义和被害人责任等视角来审视,有的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的悖反。以小说中的案例研读刑法问题,生动易懂且不失深刻。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引起自杀行为的处罚同样存在与刑法理论相悖反的结果归责倾向,应当避免。

简介：上海自贸试验区三年实践，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其发展的法治路径日益清晰，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随着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法治的瓶颈问题亦日益凸显。从行政推动转向立法推动、增设自贸试验区法制委员会、依法提高开放程度及其可预期性、尝试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加大对国际条约和惯例的司法适用、增加对失信企业惩处的法律供给、完善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等，则是自贸试验区法治深化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法治引领改革的作用。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立法冠以＂试行＂或＂暂行＂的名称,使试行法和暂行法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考察近40年的立法情况发现,试行法与暂行法＂有试无验＂＂有始无终＂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在内容结构、制定程序、规范效力以及应用范围等方面与正式立法没有显著区别,故有人否定试行法和暂行法存在的必要性。鉴于我国改革试验的渐进主义路径及其地方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法治原则下,试行法和暂行法仍有存在意义和发展空间,但须加以完善,使其回归本位。作为试验立法,试行法和暂行法应只能为改革试验而制定,在总则中应明确规定试验目的和试验要求,在附则中应明确规定其与现行法之间的适用关系及实施期限,并建立相应的信息反馈渠道和评估程序,将试验成果及时转化为正式立法,妥善维护试行法和暂行法形成的社会关系或法律秩序。

简介：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之间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第114条包含具体危险和轻实害结果两种情形,两种结果在规范上均属于具体危险犯。第115条第1款包括行为人对加重实害结果有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均属于结果加重犯。第114条既遂的标准是危险状态的出现,着手的标准是出现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着手认定与实行行为可以分离,第114条有犯罪预备、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没有犯罪未遂,也没有犯罪既遂后的中止,具体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中止的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第115条第1款的严重实害结果是加重的犯罪构成,与第114条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共同构成量刑规则,在法定刑的选择上量刑规则起决定作用。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未遂时,适用第114条犯罪既遂。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中止时,适用第114条犯罪既遂,同时将中止作为酌定量刑情节。

简介：一、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之争的中国命运中国学术界最早接触到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理论应该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德日留学背景的一些学者陆续回到祖国，并将德Et刑法的有关理论不断介绍到国内法学界，使之得以被认识与掌握。就当时来说，学者对德日刑法理论的学习虽然在我国热情高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作为刑法学的基本立场问题展开讨论与研究的理论并不包括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

简介：学界关于自贸区的研究集中于政策维度和比较方法。政策维度的研究目的是检视自贸区政策的实现度,从而肯定自贸区的设计功能和应然理性。比较视野的研究方法意在分析自贸区的现实功能和全球化视野中的规则制定逻辑,从而确立自贸区的正面作用和改革意义。本文采取更为宏大的叙事语境,将自贸区和其他两个同时期设立的试验区放在金融改革的框架中,以便审视自贸区和其他金融试验区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起点,本文认为地方性试验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框架中已经难以起到有效的＂涓滴＂效应,＂边缘＂变革的局部性改革范式也无法解决整体性的金融抑制市场及与之呼应的金融监管框架难题。实现包括自贸区在内的三个金融试验区的金融改革目标需要＂核心＂变革,真正触及抑制型金融市场的抑制维度,从而实现金融自由化和自贸区终极改革的目标。

简介：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首次规定了一般反避税条款,但该规定较为抽象,难以具体适用,因此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断细化一般反避税条款。尽管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次的一般反避税立法,但关于该条款的司法适用却长期付之阙如,更多的是关于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一般反避税条款的适用。这种行政主导型的一般反避税条款的适用不仅时刻触动着税务机关、企业以及税法学界的敏感神经,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税法学界以及实务界对税务行政诉讼(税收司法)的忽视和漠视。最高院再审儿童投资主基金诉杭州西湖区国税局税务征收案不仅以司法裁判的方式重申了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法理基础,还明确了一般反避税条款具体适用的关键问题,包括合理商业目的、经济实质(商业实质)的界定标准等实体法问题以及税务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程序法问题。其中,最高院对税务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的确定尤为重要,这也是最常被学界和实务界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