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的基金活动萌芽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随着开放式基金的陆续推出，基金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着金融的创新与深化，基金市场违规违法现象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保障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3年6月1日正式生效。然而，基金市场违规违法甚至犯罪的现状和相关基金的法律适用与研究却形成了较大反差。基于此，本文拟就基金市场违法活动中比较突出的擅自公开募集基金型非法经营罪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具体探究。

简介：海峡两岸有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在规制的严厉化、立法的专门化和司法的多样化等方面呈现相同的特征;但是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历史整体上较大陆地区更为悠久,二者在法律渊源(立法模式)、规制主体、规制行为和法定刑配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今后,大陆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相应立法,实现立法模式的多元化,废除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并推进司法定罪的专门化。

简介：在当前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私人反竞争行为在目的、内容、方式、影响等方面呈现出国际化态势。仅依托于竞争法域外适用遏制愈演愈烈的私人反竞争行为国际化趋势,显然力不从心,采取国际层面的协调措施势在必行。在没有进入到相对深层及平稳的协调阶段,应以私人反竞争行为的国际协调实际出发,以wTo核心原则为基础进行微调,以差别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作为构建私人反竞争行为国际法制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原则制定、概念界定、内容侧重、争端解决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WTO框架下的私人反竞争行为的国际法规制。

简介：本文所说的二重性特指刑法规范与不同指引对象相联系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即裁判规范性和行为规范性。刑法规范二重性理论可谓源远流长,但对作为刑法规范接受对象的一般人与裁判者,以及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等基本范畴缺乏深入的研究。下面对刑法规范二重性的理论沿革、指引对象以及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内涵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简介：对行政裁量的规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理论难题。理性裁量作为行政裁量规制的核心目标,内在地要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晚近西方兴起的商谈理论认为,通过以宪法为中心的商谈机制可以调整与修正传统行政裁量控制模式的系统性偏见,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关系,促进行政裁量的结构合理化,以实现理性裁量。在行政裁量领域,宪法商谈建制化既需要培养具有商谈能力的公民,又要求完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和建构灵活高效的商谈程序制度。

简介：企业联营合作创新是企业之间自发应对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努力，而对企业联营合作创新的反垄断法规制，则是市场创新的重要保障。研究开发过程可以引发有实效的联动，要考虑研究开发与生产之间，及研发、生产与营销等各个阶段之间存在反馈和融合。企业联营合作创新反垄断规制的核心，应当在研发一生产环节确立安全港或成批豁免安排，在向供应一营销链条的延伸、企业联营网络化下和经营者集中所涉及的合作创新，则需要依据其与企业联营合作创新的关联程度，设定不同规制重点，丰富竞争效果分析的层次。

简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考试作为升学深造、求职晋升、获取各类专业技术资格的重要手段被广泛采用。据统计，我国每年参加各种考试的人数多达几千万，堪称世界第一考试大国。近年来，考试作弊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向产业化发展的不良趋势，几乎规模较大的考试，考前在网络上都能找到众多关于买卖试题及答案、作弊设备的广告。日益严重的考试作弊行为不仅破坏了考场秩序，侵害了广大诚信考生的权益，而且违背了考试制度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理念，危害了社会诚信体系，应予严惩。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於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於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简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代孕逐渐被利用,而我国关于代孕的法律规制并不完善,民间代孕现象盛行。代孕缺乏法律规制使得代孕受托方权益被侵害时权利无法得到救济。而代孕有存在的必要性,其的存在不仅是新兴权利的要求,更是公民处分其身体权的需求。代孕法律规制的缺乏,需要完善代孕立法规制,其规制主要是从主体、客体、行政监管及司法审判流程入手,以期使得代孕有法可依。

简介：英国传统上以法律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为主导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对于英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被指责为“过时、僵化、过于复杂、欠缺问责并且不够透明”。2007年《法律服务法》对传统体制做了大幅改革，包括设立了一个作为独立规制机构的法律服务理事会，使得公共规制和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之间的权力配置更为合理；设立了独立的法律申诉局，致力于为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引入了替代性事务结构，允许非法律人投资者和管理人进行法律服务市场，以增强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这一改革对于中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简介：平衡思想不仅存在于静态的刑法规范中，对动态的刑法运行也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由于刑法调整对象的不对等性导致各方利益，保护的不均衡乃至冲突。笔者试图揭示并提炼刑法中的平衡意蕴，寻找并强化刑法平衡态势，从而推动刑法在平衡观视野下走向现代化和法治化。

简介：保障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而作为刑法根本价值的保障自由包含着保障其行为没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维护秩序是必然性的刑法附属价值,且不可脱离权利或自由予以把握。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都在刑法正义价值的统摄之下,但刑法的正义价值以保障自由为主,以维护秩序为辅作为自己的应有结构,而此价值结构符合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符合科学发展理念。

简介：堕胎的问题,无论是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抑或在法学领域内已早有讨论,但对胎儿是否为＂人＂或＂位格之属性＂尚未有定论。再者,就胎儿和孕妇关系而言,从＂位格＂特性之实体性、关系性、目的性分析了作为合二为一的＂独立性实体＂与＂关系性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关系实体＂的胎儿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坚持国家利益的立场,限制堕胎行为,对自由堕胎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也存在例外情形;美国堕胎案中,最高法院在韦德案秉持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堕胎是孕妇的一项宪法所保护的隐私权,而在凯瑟案中最高法院采取了限制堕胎自由,国家为了保护潜在的生命,可以限制堕胎。自此,堕胎自由式微,国家对胎儿有保护义务。

简介：我国刑法立法的特色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注重政治依据、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法律根据和注重吸收国际刑事立法经验。采取这种立法思维,利弊兼具。因此,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有助于明晰我国未来刑法立法之完善方向,从而促进刑事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简介：一、引言风险刑法理论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风险'与'预防'为理论支柱,诠释了刑法体系演变背后的原因:具体的如危险犯、持有犯以及不作为犯、过失犯在法典上的增加,抽象的如不法理论与罪责理论的演变,都可以回溯到'风险'一词而寻得答案。风险刑法理论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爆发出惊人的解释力,'极大刺激了学术资源的投入使其成为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2]

简介：随着当今时代的高速发展,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也伴随着社会中诚信的缺失,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不在少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的存在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正当权利,还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我国虽然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加强了对于恶意诉讼的规制,但并不能够与实际的司法实践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我国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体系,以遏制恶意诉讼的泛滥,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简介：2014年两会期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对象,加强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综合分析余额宝营运主体的法律关系,明确我国法律监管现状与规制主体的法律职责,并建设由监管机关、第三方支付机构、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保管银行等为主体的＂多位一体＂监管体系。

简介：向涉嫌侵权人寄发专利侵权警告函,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有助于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与此同时,不当寄发专利侵权警告函的行为亦有可能损害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纠纷的解决。这是专利侵权警告函法律规制应着重考量的两个基本面,在判断寄发侵权警告函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时应从内容要素和形式要素两方面进行评估。

简介：学术自由已成为当今多数国家宪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各国关于学术自由的宪法规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不少差异。在学术自由的内容确认上,各国宪法规范宽窄不一,主要有四种类型:对学术自由的单一确认、对学术自由及其制度性保障的确认、对学术自由及其国家促进义务的确认、对学术自由及其制度性保障和国家促进义务的综合确认。在学术自由宪法规范的形式结构、要素结构和类别结构等方面,各国宪法亦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不管是什么内容和何种形式的学术自由宪法条款,都从最高法角度确定了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为学术自由的法律保障奠定了根基。

简介：刑法中有很多原本属于注意规定的条款却往往被误读为法律拟制。片面共犯属于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情形，应当将其认定为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刑法》第382条第3款等身份犯共犯的规定应属于注意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犯罪行为的，仍能构成相应身份犯的共犯。《刑法》第120条第2款、第157条第2款、第198条第2款等规定对“牵连犯”数罪并罚的条文应认定为注意规定。《刑法》第163条第2款、第385条第2款、第387条第2款等“经济往来条款”应认定为注意规定。《刑法》第234条之一第2款关于摘取器官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应认定为注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