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立法未确立“明显不公”为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更未规定“明显不公”的判定规则和对作出明显不公仲裁员的追责制度。然而,通过查阅到的我国诸多法院对仲裁裁决作出的裁定书可以发现,“明显不公”这一词汇被司法实践广泛使用,但由于没有相关立法规定可供遵守和参照,我国审判人员在对仲裁裁决“明显不公”的判定过程中乱象丛生:或裁判结果相同,审查范围不同,或申请理由相同,裁判结果不同,或裁判结果相同,判定依据不同,亦或是审查重点相同,依据位阶不同。这极大阻挠了法院审理秩序,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为了破解困局,理顺“明显不公”的司法判定,笔者深入研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运行现状,拟在合理确定“明显不公”适用范围的前提下,将“理性人”规则、仲裁员强制性披露义务规则和仲裁员追责规则引入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以期构建完善的仲裁裁决“明显不公”判定体系。

简介：商标显著性是商标法领域的基础性命题,也是商标能够获得注册的决定性因素。＂双十一＂商标近年来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更凸显了其商标价值,与此同时该商标也面临是否沦为通用名称等问题。本文对商标显著性从学理上进行了梳理,并借鉴美国消费者调查法对争议商标的＂唯一对应性＂进行了调查问卷,对争议商标的显著性进行深度剖析,在商标显著性证明方面的完善可以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简介：规章制度是企业日常管理和劳动关系解除的重要依据,被视为企业的“宪法”《劳动合同法》制定时吸收了《劳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成果,在规章制度制定程序、公示方面作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但考察的重点落在制定程序及内容合法性上,对制度的合理性方面没有涉及.合理性的审查关系到实质正义、实质公正、裁判公正的问题.当下在学理和实务中对合理性审查权力配置、法院是否有权对合理性进行审查、如何审查,审查的原则和标准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文章旨在关注合理性问题,且在关注合法性时务必考虑合理性问题,以求实质正义的实现.

简介：标准制定组织的许可政策是一种自律性的规范。标准制定组织通过许可政策调整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标准必要专利从事'专利劫持'行为。然而,许可政策在实践中既无法促使许可双方通过谈判达成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也无法在司法审判中为法院确定FRAND许可费标准提供实质性的指导。究其原因,在于许可政策内容过于宽泛,对专利权人约束力不强,将标准制定组织本身排除在许可政策实施之外,未全面禁止专利权人寻求禁令。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完善,具体而言,标准制定组织许可政策关于FRAND许可费的规定方面应当尽可能地具体化,提高确定FRAND许可费方法的操作性,强化许可政策对其成员的约束性,发挥标准制定组织在实施许可政策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全面禁止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许可政策应有的价值,更好实现标准必要专利的自律性监管。

简介：《刑法》分则规定的涉枪犯罪大多是戴着“空白刑法”的面具,通过“枪支管理规定”的形式来规定枪支的入刑标准。“枪支管理规定”包括位阶不同、标准不一的《枪支管理法》和公安部规定,而该入刑标准的高低关系到限制公民权利的程度大小,所以其是否合法与正当是需要接受合宪性审查的。从形式上看,该入刑标准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从实质上看,该入刑标准违反比例原则,所以枪支入刑标准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为了维护宪法权威,保障法治统一,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或合宪性解释两条路径进行合宪性矫正：一是将《刑法》第128条所属完全空白刑法修改为部分空白刑法;二是通过对涉枪犯罪的刑法条文作出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合宪性解释,解决司法过罪化问题。

简介：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尤其是直接侵权的认定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部分学者推崇＂实质呈现标准＂,认为深层链接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然而深层链接设链者仅提供作品的链接,并未向公众提供作品,这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原意不符,同时该标准所意图保护的利益与著作权法中的专有权权益并不等同,这也与著作权立法模式相悖。

简介：在司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国家赔偿等因素的影响下，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逮捕证明标准的把握仍然以“诉得出、判得了”为潜在准绳，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证明标准并无操作规则意义。鉴于逮捕涉及公民重大宪法性权利，我国逮捕条件中对事实要件的较高证明标准不易改变。合理借鉴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规则，按照逮捕的三要件将待证事实分为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构建分层次的逮捕证明标准：事实要件作为前提，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标准：刑罚要件作为基础，达到“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社会危险性要件作为核心，达到内心确认的“有很大可能”、“优势证据”的标准．使逮捕措施回归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刑事程序法秩序的本质定位。

简介：对于唆使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实施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行为该如何具体处理,存在不同方案.一概按照间接正犯处理在定罪和量刑上存在疑问;而按照间接正犯定罪的同时按照《刑法》第29条第1款后段从重处罚,同样有一些疑问难以解决.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应该坚持实质客观说中的支配理论,据此,应该以被唆使者是否具有对相应行为的规范意识为标准,作为成立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分标准.同时,在对规范意识的存在与否存在疑问时,则应该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以间接正犯处理.建立在不法与责任相区分基础上的阶层式体系为限制从属性说提供了前提.实务中,虽然被唆使者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即一概按照间接正犯处理的立场强势而顽固,但也已经逐渐出现接受阶层式体系的判决,值得肯定和推动.

简介：我国现行制度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识别标准方面存在参诉根据不明确、类型划分不合理以及程序保晖缺失等问题．导致实践中滥列、漏列等地方保护主义乱象。有必要针对现行制度与实践情况所反映的问题，应通过准确把握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在复杂诉讼形态中的合理定位，对其参诉根据中“案件处理结果”、“法律上利害关系”等概念加以明晰，并明确与其他多数主体形态间的界限，进而寻求现行制度下“判决承担民事责任”之被告型第三人的合理化矫正途径。

简介：执行难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其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未能执行到位的个别案件,而是对执行债权实现总体状况的感性认识。理想化的执行实体正义忽略了司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即执行能否到位不仅取决于法院的司法能动力,也受制于债务人的实际财产状况,即便在诚信监管体制完美有效的情况下,规避执行'零发生'的状态中,客观上仍然会存在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不能的情况。从法治理性的发展来看,'执行难'观念的消失具有必然性。设定公正、合理的程序标准体系是实施的前提,也是程序正义的核心和第一要义。在法治时代,执行程序的良性标准不在于难易之分,而在于是否遵循法定的流程和期限对债务人采取了全部执行措施,包括财产的直接执行甚至人身、信誉的间接执行措施,给予债权人充分的程序救济。执行程序应当建立以程序正义为本位的评价体系,将评价参数集中于法定执行措施的实施、执行流程节点及期限、执行进度的及时公开以及相关权利人异议权的保障,并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和司法能动力的扩张不断地完善实施标准体系,彰显执行程序正义的价值引导作用。

简介：美国《超级基金法》对于污染场地修复标准规定了'适当颁布'、'地方标准严于联邦标准'、'依法使用'或'相关及适宜'三项遴选要求,并以实际判例中对各要求的内涵进行严密论证和阐释。该适用规则对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标准遴选适用中解决掌握土壤质量的统一控制与地方具体修复需求、兼顾土壤污染修复效果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效应,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简介：十、将《立案追诉标准（一）》第六十条修改为：[污染环境案（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简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为及时、准确打击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