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律的自治不应该仅仅是对实在法的片面追求和机械贯彻,要保持法律的品质和精神,必须融入伦理道德的要素。一种适切的法律自治应是在注重实在法范畴的同时,对伦理道德给予适度的吸纳。作为一份新生的刊物,本刊定位在法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上,以问题为导向,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希望开拓一片法学家与伦理学家自由交流的学术空间,构筑一个有助于互相理解、凝聚基本共识的思想论坛。

简介：由于保护观察对象接连发生再犯重大犯罪事件,学界与实务界纷纷批判缓刑与假释等保护观察制度已经出现严重缺失.2013年6月13日,日本国会通过《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及《有关违反药物使用罪之部分缓刑法律》,增订＂部分缓刑＂制度,并于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部分缓刑制度允许法官在审判阶段得决定实际执行与缓执行之刑度,有别于日本及台湾地区相关规定,该制度相关内容之介绍,目前在台湾地区及大陆均属首见.通过对日本＂部分缓刑＂之规范内容及其背景、内容与争议问题等进行介绍,同时比较缓刑与假释所实施保护观察之相异性,期望对台湾地区及大陆之现行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

简介：海事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特别法;破产案件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海事诉讼与破产程序分头并行,冲突与矛盾不断困扰司法实务。以亲历的案件实例为基础,疏理归纳二者在管辖、审判、保全与执行、清偿四个方面的冲突,研究二者之间在上述四个方面的程序衔接,并提出完善立法、及时制定司法解释建议和方案。

简介：作为宪法研究的重要方法,规范宪法迄今在我国已获得相当发展,但由于缺乏违宪审查制度的配合,我国的规范宪法成果目前只能停留于思想启蒙和学者自道。而规范宪法的僵局同样映射出宪法实施的僵局。如何在制度阙如的背景下克服宪法实施的困境,便成为规范宪法学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源自德国的部门宪法对此提供了重大启发。德国法对于部门宪法的研究主要在于借由＂宪法分则＂的确立,发挥宪法规范对于各个社会功能领域的辐射和渗透作用,但对于我国而言,部门宪法的引入或许能够为无法与制度实践衔接的宪法释义学提供试炼的场域,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的现实落实。

简介：法经济学范式必然成为未来民法学研究的主导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源自经院哲学传统的法教义学。恰恰相反,在量化技术分析尚不成熟的今日,民法的经济学分析有必要依托、借鉴和利用法教义学的框架和思路。传统民法学与法经济学不是取代和排斥,相反是合作与促进。法经济学可以扬弃法教义学中存在的僵化与形式主义,而教义学也需要经济学的思路来更好地促进自己的革新与进化。

简介：由疑难案件所引发的关于道德立场与法律技术之关系的讨论,可以区分为“技术中立说”与“技术修饰说”两种立场.这两种立场都包含部分正确性：技术中立说强调法律价值的独立性和法律技术对法官道德判断的约束作用;而技术修饰说则正确地提醒我们关注法律实践的合理性.但两种学说也都存在重要缺陷：技术中立说忽视了法律技术适用上的争议性;而技术修饰说则消解了独立的法治价值的存在,使法律技术无法独立担当证立裁判结论的角色,却沦为对法官独断的道德立场的话语修饰.我们需要基于裁判何以能够拥有正当性的法哲学思考,对道德立场与法律技术之关系进行理论重构.重构之后的技术服务说不反对法官在裁判时进行道德判断,同时对法官如何进行道德判断提供了实质性的方法论指引与约束.

简介：竞争倡导通常被看作'软'监管,与法律规范的'硬'监管相对,也被视为优于法律规范监管的手段,因为监管意味着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其本身也可能扭曲甚至阻碍竞争。建设竞争文化成为竞争倡导的主要任务。本文将引入跨文化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旨在回答竞争倡导是什么以及竞争文化须满足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以实现竞争倡导的目标。文章的主要部分将重唤文化对人们行为的意义,并进而讨论能否以及如何建立并成功地实施特定的竞争文化,而其中竞争倡导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简介：东方主义在法律领域的复杂性需要丰富的经验性个案研究。对抗式的法庭审判是研究东方主义在法律领域活动的富矿。法律制定、法律史的书写、与知识财产相关联的世界体系以及其他不太明显的东方主义表达形式也应被纳入研究视野。除了对过去的、殖民地的东方主义加以关注之外,还要考察当今的、帝国中心的东方主义、自我东方主义以及其他新的东方主义形式。对于特定事件,可能存在多种东方主义解读。同一种修辞可能被用于相互排斥的不同计划。东方主义的叙事也可以被借鉴、分解或者混合。面对东方主义提出的严峻挑战,比较法要生存下去,关键不在于“迈出东方主义”,而在于建构一套对他者化操作之影响具有自觉认识的“合乎伦理的”比较法,以及对比较法和法律东方主义中常见的二元对立保持健康适度的怀疑主义。

简介：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恶,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旌”与“诛”不能并用,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施一人。在唐代女皇武则天当政之时,陕西渭南县人氏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当时的县尉赵师韫杀死。后来,赵师韫升迁入朝担任御史,而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不久,赵师韫恰好途经此地,住在了这个驿站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徐元庆便趁机杀死了赵师韫,然后向官府投案自首。

简介：1978年中国开启的新法律进程,通常被称为'法律移植':以西方法律,主要是美国法律为模版进行的大规模复制工程。'法律移植'是新自由主义在法律领域的具体主张,深受自由主义者欢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口号也应运而生,法律移植与市场改革携手并进。但是,法律移植也被本土主义者批评为法律殖民主义,是一场'没有殖民者的殖民运动',一场自我殖民。这场运

简介：理想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理想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就是人们所面对的所有现状的总合体，理想则是现实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对现实的不足补足完善的想法。理想是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现实有理想的指导才有前途；反过来，也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理想。理想作为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活在理想中是容易的，活在现实中也是容易的，惟有让理想转化为现实是不容易的，这正体现了奋斗的意义。

简介：晚近,无期徒刑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部分国家立法废止了无期徒刑,二是部分国家采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方式强化无期徒刑的适用。这两种趋势导致无期徒刑的适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某些国家拒绝引渡的理由。在引渡问题上,一些国家对无期徒刑的审查和甄别关注的只是无期徒刑的可变通性,即对被判处无期徒刑者实行减刑、假释的可能性,而并不要求此种减刑、假释具有必定性。我国主管机关在境外追逃中应当注重对被请求国法制、司法实践和法律理念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说明和证据,努力化解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具体法律问题或障碍。

简介：一导言20世纪后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刑法及刑事司法在内的各个法的领域。就全球化这一进程而言,学术界已经给予了很好的描述,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首先,经济全球化同时在经济结构和文化两个领域对全球许多国家构成了巨大挑战。此外,诸如大卫·加兰德之类的学者们已经就后现代这一社会形态的到来对刑事政策的影响进行了享誉学界的精辟分析(DavidGarland,2001)。其次,全球范围的

简介：一、文明转型的历史观美国人类学家L.H．摩尔根（1818-1881年）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简介：《民法总则》的制定是民法典编纂的关键一步。《民法总则》的制定受到中国当下的既有立法、法源体系结构以及民法典编纂的组织模式的深刻影响，强调对《民法通则》的继承，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民法总则》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所作出的抉择，对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会产生系统性影响，《民法总则》对具体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司法适用。但《民法总则》也遗留了一些问题，表现出与先前的立法类似的缺陷，并且制造出一些问题，例如对人格权问题的规定过于简略，不合理地拆分了债法体系。这些问题有待于在分则部分的立法中，以替代性的方法予以弥补。

简介：公正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遗嘱公证，这也是其传统业务。在这些年来，公正遗嘱越来越广泛，但是公证遗嘱是否合法，能否有效运行，是否对法定继承人进行审核等方面都使得公证机构和相关遗嘱关系人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这也大幅度的增加了遗嘱公证员工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公民进行遗嘱公证的风险，本文主要对如何有效、合法的进行遗嘱公证，维护遗嘱涉及双方的合法权益，从而尽可能的减少公证机构和需公证人员的纠纷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简介：首尔位于韩半岛中部汉江流域,为大韩民国首都。过去由于军事统治和计划经济的带动,使此一距离北方边界不远的城市,竟畸形地一极化发展成为超大都市,人口占有韩国五成,经济产值更高达九成。由于都市化规模的扩大,使得原先由人工圈定的首尔特别市行政区划无法迅速应对自然的聚落扩张步伐,因而超越辖境的都会区地域集合体乃随之出现,而都市居民的生活圈域与地方自治体统治范围的一致性遂益发不可得。此则可能在都会区发生全盘规划的缺乏、行政服务的落差,以及公民参与的局限等问题。首尔市和邻近的各行政区如何共同面对与处理此一问题,正是本文关心之所在。首尔经验,正就是吾人研究都会区治理的最佳个案。

简介：法益的理论发展史,是与“权利侵害说”“财侵害说”“规范违反说”反复争鸣,形成自身理论品质的历史;也是不断尝试,寻找具有完整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的历史;更是不断反思,珍视并恪守自由主义内涵的历史。法益可以有力诠释社会损害性这一犯罪实质内涵概念,可以成为回答国家刑罚权发动之正当性的最优解的答案都来自于此,对法益理论继续发展的思考也来自于此。

简介：“社会危害性”没有揭示罪量要素的本质。罪量要素是违法的程度要素，既包括客观的违法要素，也包括主观的违法要素。但是，罪量要素不是责任的程度要素。罪量要素在立法上具有不可避免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罪量因素不是立法过于粗疏的表现，因为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语境依赖导致语义具有不确定性。罪量要素不是我国刑法的创举，其具有超越实定法的存在基础。罪量要素具有逻辑学上的划分依据，是谦抑主义的要求，也是刑事政策的技术考虑。

简介：从适用的主体、对象、基础以及程序等方面来看,《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安置教育”是独立于刑法的保安处分措施,在许多方面与德国刑法规定的保安监督类似.就有效预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影响而言,安置教育有着积极意义与正面价值,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安置教育在实体方面存在适用对象扩大化、适用时间无期化与适用前提形式化的风险,适用程序的透明性与有效性也有待于提高.为了充分发挥“安置教育”的积极作用,应该通过法律解释或者实施细则对之予以完善,例如适当限制其适用的前提与对象、规定最高期限、完善危险评估机制,赋予被适用对象质疑风险评估结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