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近年来电信诈骗层出不穷,甚至于每个星期不和骗子聊几句都觉得这个星期的生活少了点什么。寒门学子徐玉玉被骗后自杀,农民工被骗走辛苦的打工钱,七旬老人被骗走一生的积蓄,小保姆不听劝阻一心要把钱存进＂安全账户＂……凡此种种,不一而论。不久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特大跨境诈骗案.

简介：作为罪数理论的核心,罪数的判断不只是计算犯罪的单复,更关乎刑法目的的实现。然而现有的罪数标准由于种种缺陷均无法承载一罪、数罪的区分功能。从罪数论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定位来看,其为连接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因此,犯罪个数的量定必须考虑相关犯罪要素的齐备和刑罚效果的适当,应在法益的基础上,综合行为、犯意等各种要素,并结合刑罚的充分必要性而为认定。

简介：刑法中的“行为”，通常是指犯罪行为。从广义上说，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一样，同属违法行为范畴。依照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实施数起犯罪行为，审判机关应对其所犯数量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数罪并罚。而对于行为人实施数起不构成犯罪和一般违法行为(简称“数为”)，

简介：证据是反垄断执法的核心问题,取证难、举证难又是困扰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最大难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反垄断证据的本质是信息,原告或者执法机构取证难、举证难是因为双方之间的证据信息不对称。运用信号发送、信息甄别、信息搜寻以及激励机制等市场调节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政府也可以通过要求信息优势方承担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信息收集能力、实施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采用优势证据规则等政府调节措施来解决反垄断证据信息不对称问题。

简介：社会资助作为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日益受到高校、社会及学生的关注。在高校社会资助中,存在三种合约:资助者与高校、资助者与受助生、高校与受助生。每种合约形成的前后,在合约双方间,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本文从高校改进社会资助工作的角度,着重分析高校与受助生、高校与资助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并探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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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犯罪暗数(黑数)在犯罪学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越来越为我国学者所重视。由于现阶段我国犯罪统计系统尚不完备,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目前,国内的一般犯罪学论著中,主要着力阐述如何运用统计科学原理去指导、研究犯罪问题,而对犯罪暗数及其调查方法,或无暇顾及,或只作些简单的介绍,与国外在这方面已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形成巨大反差。本文结合自己所学心得,试图对此进行较为综合系统的介绍和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同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简介：从受贿罪本身的构成、禁止重合评价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进行分析，受贿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通过反思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受贿罪的法条关系，以及和类案的横向平衡角度，受贿罪中后续性的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论处。

简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简介：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中介机构和政府可以在保证生产经营者产品质量表示的真实性、矫正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简介：在我国合同法律体系中,“继续履行”一直作为合同法所推崇的违约行为救济方式.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法律情形下,诸如一物数卖情形,损害赔偿比实际履行更为有效.对于损害赔偿这一救济方式的关注,引出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层面上的经典理论,效率违约.一物数卖下的效率违约是指当买卖合同一方违反最初合同约定,他所获得的预期利益将高于自己守约或他方守约时所获得的最终利益,守约方的相应损失可以以合适的损害赔偿予以弥补,此时违约是有效率的.针对一物数卖下的效率违约,我国立法界及学术界讨论颇多,但从其在我国的现状、必要可行性、适用及相关建议来探讨效率违约在一物数卖情形下如何更好地与合同法相融合,以求在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追求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简介：笔者及同行办理大量刑辩案件过程中，在检察阶段，特别是法院阶段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发现实践中存在大量尚未被侦查机关发觉，显示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之外的犯罪隐案，即犯罪暗数。尤其在当前“严打”重点打击的涉及黑社会性质共同犯罪案件中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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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学界主流观点不区分后买受人主观态度,主张一物数卖所涉合同均有效欠缺法理,且对恶意串通的认定存在认识偏差。只要后买受人明知先买受人的存在,则后买卖合同相对无效。先买受人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时,先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有权要求恶意的后买受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先买受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除要求后买受人主观恶意外,还需以出卖人不履行合同难以承担违约责任为前提。根据《合同法》第151条出卖人不承担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恶意的后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时,出卖人不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及先买受人要求后买受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包含权利主体的预期利益在内。

简介：非对称父爱主义的规制目的是帮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们避免犯成本过高的错误,同时仅对理性的人们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以成本。结合了认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表明,有时候即便有健康心智的人们在某些特定的、可预见的情形下也可能不会为他们长远的自身利益行事,很多非对称父爱主义的规制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产生的。这些规制体现在缺省规则、对信息的提供或重组、冷却期、对消费者选择的限制等方面。非对称父爱主义并不必定是严厉的,它可能会引导产生比现有政策更温和的规则。而且新技术为将这种规制作为一种新的对规制选择的成本收益评估标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而值得被"认真对待"。

简介：新经济时代是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为显著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信息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并由此引起了全球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反映在国际竞争法治领域,则呈现出经济竞争全球化与各国(或地区)竞争法适用跨国化并行的动向,以及各种形式的法律冲突。自2005年以来,中国企业不断在美遭受反托拉斯诉讼便是这一动向的反映,也引发了我国对国际竞争领域法律信息对称理论内涵的探讨。应在此基础上从战略和战术两层面,政府、企业、非政府机构三个方面思考应对我国企业在美被诉违反《谢尔曼法》的具体对策。

简介：由于未成年人实施转化型抢劫行为的罪数形态在司法解释中出现歧义，导致刑法适用中出现偏颇，将未成年人实施转化型抢劫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法定的一罪来评价，缺乏正当性，既没有体现少年司法宽宥理念又破坏了罪刑法定原则内在的一致性。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纠偏，其根本出路在于厘清一罪与数罪理论，未成年人实施转化型抢劫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无论在事实层面上还是规范层面上都属于典型数罪，进而证成未成年人可以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格主体。

简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等是公平原则的要求,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却存在着第三人权责不对称的问题,其中参加效的缺失是其典型表现。生效裁判对非当事人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产生何种效力,在立法上缺乏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或者适用既判力、或者适用事实预决效力。然而,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与当事人、一般的案外人在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方面均不相同,使其与当事人或一般案外人承受相同的裁判效力具有不对称性。为此,我国亦有必要构建参加效制度,在借鉴域外参加效制度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考察参加效与既判力、预决效力的差异,以确定我国参加效的特征与适用范围。

简介：当过多的信息披露造成愈来愈多的信息过载和知识超限时,信息的简约化和通俗化亦无法帮助具有内在理性瑕疵的决策者实现决策的优化,赋予决策者更多权利的撤回权和限制决策者自由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作为弥补信息披露功能边界的制度开始被引入。行为法律经济学所揭示的有限理性因素提供了限制决策者自由的必要性基础,而自由主义则为这种决策自由的限制敲响了警钟,当采取父爱主义的方式对行为人的决策自由进行限制时,此种父爱式的关怀亦有可能转化为暴虐式的专断,因而对弱者的保护应以恢复决策理性进而实现私法自治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