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是根据劳动争议的特性而建构的新型ADR,并分为权利仲裁和利益仲裁。权利仲裁属于自愿仲裁,包括怨情申诉程序和仲裁程序。利益争议事项涉及劳资双方的未来利益,仲裁往往是为促成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为保障仲裁的公正性,美国法院通过多个判例构成了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应正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建立体现劳动仲裁特性的仲裁体制。

简介：科学技术尽管其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作为运用技术的鉴定人易受纯科学领域专家思维的路径依赖、传统惯性和当下各种不相干因素的干扰,鉴定结果不再是或者不可能是完全科学可靠的。而诉讼活动尤其事实认定受＂科学至上＂以及科技应用司法实践产生的效应的影响,致使作为证据的＂鉴定错了,裁判就会发生错误＂①,这种事实成为司法实践难以避免、无法控制冤假错案发生的绝对风险。这一肯定无疑的实践性负面效应,

简介：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案件有效侦破和公正审理的技术保障。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领域一直存在的司法鉴定争议日益突出。产生很多相关问题，既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对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司法鉴定争议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有效解决该问题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设置了捕后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机制,由于该规定过于宏观,产生了各种争议。捕后羁押必要性应由检察院审查,而且侦监部门是合适的审查部门;审查方式上应当采用书面审查加个别讯问的方式为妥;在机制完善方面需要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捕后羁押继续审查的法律监督强制权、被告人的救济权以及被害人的异议权。

简介：从合意性和合法性两方面阐述认定提单管辖权条款效力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分析对等原则就提单管辖权条款的影响情形、适用标准和适用理由，认为互惠原则不应影响该条款的适用，依法推导出提单管辖权条款对包括货物保险人在内的债权受让人具有约束力的结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另行规定提单管辖权条款的非排他性或者设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维护中国外贸进出口企业的合法利益。

简介：权利救济体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因而很有必要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险争议处理体制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变迁呈现出一个保险社会化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保险争议的社会性也在不断增强，社会保险争议主体逐渐多元化，社会保险争议的内容也更加复杂化。我国现行社会保险争议处理体制的主要缺陷就是不能反映和有效应对社会保险争议社会化这一现状，因此有必要从理念上进行超越、在体制上进行重构。

简介：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在本质上属于消灭时效，在实体效力上具有消灭诉权的效果，在程序上则体现为仲裁机构依职权主动审查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弱效力模式”相比，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属于消灭时效中的“强效力模式”。两者差异的根源在于劳动法与民法对公权力干预程度存在区别。在一裁两审的架构下，这两种时效模式衔接不畅，导致法官与仲裁机关在主动审查时效以及处理继续性债权请求权时尺度不一。为妥善解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在制度层面对劳动仲裁与诉讼时效的冲突问题予以协调。

简介：吴英案作为有重大争议的死刑案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热议并迅速转化为一起公共案件。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来看吴英案,我们很容易陷入困局。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通过构建民众直接参与刑事审判的机制,引入作为例外的"疑罪从轻"规则,推行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回归,将为我们解决有重大争议的死刑案件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和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不乏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国家调节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漆多俊教授在考察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同步演变的过程中,归纳出了"市场三

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

简介：<正>一、引言偶然防卫作为教学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百年难遇,但却是检验违法论立场的试金石。例如,①甲射杀了乙,但事后查明,乙在被杀的前一刻也正拿着枪对准甲准备射击,而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②甲射杀了乙,但事后查明,乙在被杀的前一刻也正拿着枪对准丙准备射击,而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是否应当对甲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追究的话,应当如何处罚甲。这就是偶然防卫所面对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立足于行为无价值论或者结果无价值论,在日本刑法学界出现了

简介：犯意转移原则用以解决D意图杀死V1而实际杀死了v2等类似情形之责任认定问题。该原则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普通法，对英美刑法司法及立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亦面临着实践窘境及学者的猛烈批判。作为事实错误不免责之理论，犯意转移原则是建立在抽象故意观基础上的刑罚政策选择。在打击错误的场合，犯意转移原则对于D的责任认定并不妥适，因为它忽视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规范、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博弈。

简介：教育问责理论基础的确立,必须结合教育的基本属性和内在要求。简单引用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缺乏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和对教育事物本质的逻辑分析,难以对教育问责作出合理解释,亦难以对教育问责制的建构起到理论引领作用。公共性作为教育的基本特性,其所蕴含的合理性、公益性、公开性以及公平性等多元价值,高度契合了教育问责的制度特征,是教育问责的理论基础,也是教育问责制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从公共性的视角分析教育问责制,一是要建构理性的教育问责制,确保教育功能的实现;二是要确立多元主体实施的问责,使教育问责制反映社会公益;三是要以问责报告及公示制度为问责的关键环节,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四是要把教育机会平等作为教育问责的重要考量指标,维护教育公平。

简介：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快速重建，但其工业经济的发展却是以人们的生活环境为代价的，在一连串的公害事故后人们才觉醒到环境的重要，并将环境作为刑法上的重要法益。但是由于环境本身的特殊性，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理论在处理环境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不得不提出相应的修正理论。例如客观归责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乃至于主观归责上的危惧感说。然而，在面临举证困难的同时，为了有效预防环境犯罪，提早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于财产安全，日本最终在立法上采用了危险犯的立法模式。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简介：2013年9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中国公证协会公证理论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是第七届中国公证协会一次较为重要的全体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是中国公协公证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协十二个专业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主任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公证行业以这样的规模召开理论研究委员会会议,是第一次.足见本届中国公协对公证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

简介：虽然人权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强势的政治和伦理话语，但它一直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到当今社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诘难，西方社会对人权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代西方人权批判从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展开：一是道德批判；二是法律批判；三是政治批判；四是社会批判。鉴于存在上述批判，需要认真对待谁之人权、何种人权以及人权的道德局限问题，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命题。

简介：国际法虽为天下之公器,但无往不具有民族文化之特征。国家的立场与理论是国际法良性发展的基础。当代世界国际法组织化、宪政化的客观趋势使得展示中国国际法理论具有可能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提高、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逐渐加强,导致了对于国际法话语权和理论的需求,而这与国际法中国理论的实际欠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鉴于中国通过国际法律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并且通过学术积累初步形成了自身研究的根基,所以有可能通过理论界的自觉努力,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界的制度性沟通而构建中国国际法的特色理论、形成中国国际法实践的鲜明立场;与此同时,需要在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制度设计、行为方式、语言的国际沟通、系统互动等各方面为形成中国国际理论进行努力。

简介：罗马法中意外事故的概念其实是指因具有偶发性、突发性而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情形。只有刑罚的基础主观化，意外事故理论才可能形成。而刑罚的主观标准肇始于罗马王政时期，成熟于古典法时期。罗马刑法中的意外事故概念有时是犯罪后果以外的故意，有时是过失，有时是无故意也无过失。

简介：法律拥有效力部分地依赖于其所在的法律体系具有实效，即得到人们大体上的服从。这就是法律效力理论中的实效性原则。对于各种类型的法律效力理论来说，法律效力标准都需要来自法律本质、功能的道德原则的支持。表面上，作为纯粹事实的实效似乎与各种类型的法律效力理论都不协调，但实质上，法律效力依赖于实效是源于“法律的任务应该交给最具实力的人或机构来完成”这一道德原则。根据该原则，实效难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简介：一个社会中，存不存在社会利益？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是优先保护个人利益还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于相关法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如何用已有的法学理论对现实中发生典型案件和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事实上，理论与实践有时是吻合的，但更多的情况是冲突的。通过具体的实践并审视理论层面的问题，并结合实践存在的时空背景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是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键和重要方法。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间的冲突，要采用立法的手段来完成，并要对这种冲突是常态性的还是非常态性问题给予判断，对于前者需要通过普通法来解决，对于后者，则通过特别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