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和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不乏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国家调节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漆多俊教授在考察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同步演变的过程中,归纳出了"市场三

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

简介：公安侦查基础工作，是公安机关为了适应防控犯罪的宏观需要和侦查工作的持续性发展，所长期进行的具有支持性、支撑性、保降}生的侦查业务建设工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预防性、系统性、备用性的特点。它包括刑侦基础工作和经侦基础工作，不同于公安侦查中心工作、公安基础工作、公安具体侦查工作、公安侦查部门基础工作、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在当前形势下，有16种公安侦查基础工作。

简介：公正司法的首要基础在于司法公信。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职业化能够充分发挥实践作用的前提条件。司法公信力欠缺，则深刻影响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预期目标：不仅实体规则的司法适用受到了极大制约，而且程序规则的实践效果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中国法民关系的逆向选择，表现为“防卫型司法”的囚徒困境。正视中国司法的这一现实处境，有助于我们寻求和探索公正司法的改革之路。

简介：教育问责理论基础的确立,必须结合教育的基本属性和内在要求。简单引用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缺乏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和对教育事物本质的逻辑分析,难以对教育问责作出合理解释,亦难以对教育问责制的建构起到理论引领作用。公共性作为教育的基本特性,其所蕴含的合理性、公益性、公开性以及公平性等多元价值,高度契合了教育问责的制度特征,是教育问责的理论基础,也是教育问责制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从公共性的视角分析教育问责制,一是要建构理性的教育问责制,确保教育功能的实现;二是要确立多元主体实施的问责,使教育问责制反映社会公益;三是要以问责报告及公示制度为问责的关键环节,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四是要把教育机会平等作为教育问责的重要考量指标,维护教育公平。

简介：司法权威的确立，离不开相关条件的支撑。从外在基础而言，必需强调政治力量对司法机构的尊重，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理性对待，同时当事人应当抱持对司法审判的高度信任。而目前我国司法权威的不足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均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密切相关。

简介：近年来,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也为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方法和平台。以移动通信技术为作案工具的新型犯罪活动越来越多。面对大量的利用计算机进行的犯罪活动,传统取证模式已不能满足办案需求,公安机关需要运用更为先进的计算机取证技术,以便顺利提取手机中的电子证据。

简介：在我国，绝大部分制定法都在第一条设置了立法目的条款。立法目的条款是立法者开宗明义以“为了”或“为”为标识语，用规范化的语句专门用来表述整个法律文本之目的的特定法条形式，与立法目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立法目的条款须持一分为二的理性态度，不需要设置的就不应画蛇添足；需要设置的，则须对其功能进行准确的定位。立法目的条款的主要功能应定位为立法活动的方向选择、立法论证的有效途径、法律解释的重要标准、公民守法的规范指南。为充分发挥立法目的条款的功能，提高立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并最终有助于实现“良法”之治，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述技术。

简介：近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某通信公司诉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某通信公司诉称，2011年7月，其与被告某科技公司签订协议，向被告购买礼品电子卡并在被告网站购买商品。原告如约履行义务，按采购数额向被告结算款项。因购买的电子卡在2012年12月31日即将过期，原告主动向被告商议延期，遭被告拒绝。现原告某通信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1．被告退还到期无法使用的电子卡现金957666元；2被告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

简介：<正>一、古罗马文化(身份)认同的概念界定(一)文化(身份)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广泛研讨的基本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以来,我国学界对于文化认同的概念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多元的理解。文化认同的"认同"一词,来自英文"identity"。从语言学角度,现代英文词典中的identity可总括

简介：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将环境标准纳入共同农业政策,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政策一体化理论、农业多功能理论、污染者付费理论和绿箱政策理论导入农业环境补贴制度,形成了以农村环境指标、农业环境补贴、强制性交叉遵守和自愿性环境协议为主轴的农民环境权益保障体系。

简介：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

简介：<正>引言所谓"不能未遂",其意大致系指行为人因某些错误认识而使其行为本质上不可能达到既遂状态之情况。[1]然而,需注意的是,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不能未遂被称之为"不能犯",系指不成立犯罪因而不可罚之行为,其与未遂犯乃相对的概念。而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凡行为之实行不可能发生结果的情况均称为不能未遂,不能未遂乃属于未遂犯中的一种。[2]"德国学界将‘不能未遂’(deruntauglicheVersuch)分成‘普通的不能未遂’(dernormaleuntauglicheVersuch)以及‘出于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dergrobunverst(a|¨)ndigeuntauglicheVersuch)两种,而只有后者才享有‘必减免其刑’的宽典。"[3]至于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刑法"修正之前,不能未遂属于未遂犯的一种,而在"刑法"修正之后,不能未遂成为不可罚行为,然而其"不罚"究竟是因为阻却不法还是因为阻却刑罚,学界争议颇大。[4]基于对不能未遂的不同理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有关不能未遂的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争论点,长期以来成为不能未遂理论中潜藏的疑惑,其间各种学说不仅

简介：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是在新时期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契合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确保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机制之一。检察机关应以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措施，确保案件集中管理工作效能的充分发挥。

简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两种法律责任属聚合责任，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同质性，因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应受纠纷解决模式的影响。厘清上述基础理论问题，是科学设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使其充分发挥功能的关键所在。

简介：本文从所有权和安全的关系出发,即一方面所有权人通过所有权可以获得安全,另一方面安全对于所有权本身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是法律的安全也包括法律外的安全,论证了抽象的、宪法上的、自由的所有权是建立自由、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岗位的最有效的基础。

简介：建立可操作的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是目前突破执行规避、破解执行僵局的首要任务。类型化模式是分析建立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的有效路径,规避执行可以分为主体规避、财产规避、滥用法定程序规避、其他规避等四种类型。在类型化模式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并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是破解规避执行行为的理想方式。

简介：我国近期所集中出现的社会道德事件,其产生原因是由"礼俗社群"到"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工细化使得人的行为决策由情感性因素转向物质性因素,导致自私趋势蔓延。通过采用Netlogo所进行的"资源极度丰富的情境"、"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境"以及"一般情境"三项实验对这一过程进行模拟,得出"社会资源量"与"自私/合作比例"的函数关系,适当的社会资源量可以激发合作的产生,并基于此函数关系,设计关于促进公益性资源的产出的税收方案、促进社会合作的税收方案以及"由法入礼,以礼代法"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此问题。

简介：首先从诉讼管辖基础理论之角度对民事诉讼管辖和海事诉讼管辖的划分标准进行了评述，认为远期运费协议纠纷由海事法院管辖具备理论上的合理性；其次从比较法之角度考察了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法中对远期运费协议纠纷是否属于海事请求的认识，提出明确中国海事法院对远期运费协议等航运金融衍生品纠纷的管辖权具有现实必要性。

简介：《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