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没有规定独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标准。遵循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和刑事诉讼证明活动规律,我国应当建立起递进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将＂合理根据＂作为侦查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充分确信＂作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确定无疑＂作为审判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

简介：目标公司董事履行信义义务的认定一直是公司收购理论和实务上探讨的焦点。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对收购决策行为的判断。构建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客观标准十分有必要。具体而言,对目标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区分对待,采取以不当利益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对目标公司董事的注意义务,采取以职能权责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再适时引进经营判断规则。通过客观标准的构建,完善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判断体系,实现目标公司董事行为的能动性和控制性的平衡。

简介：假冒专利罪指违反国家专利法规，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行为。假冒专利罪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专利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而冒充专利行为和专利侵权行为则完全被排除在刑罚处罚之外。从国家专利制度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看，冒充专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逊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此外，由于假冒专利罪侵犯的客体之一是专利权人的商誉，而不是专利权-专利制度的核心内容，并且在专利领域大量存在的违法行为是专利侵权行为，因此，仅规定假冒专利罪不利于维护专利制度的权威性和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天津法院的法官是司法标准化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深入调研、集思广益、适用标准、严格评查。对法官们来说，司法标准化已经内化于心，伴随着他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简介：不同的地方立法类型对应着不同的抵触类型,进而有着不同的判定标准和方法。执行性立法既可能只构成直接抵触,不构成间接抵触;也可能同时构成直接抵触和间接抵触。但无论何种情形,均需妥善处理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关系。直接抵触的判定需要以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为基石,明晰立法抵触的判定标准。就义务性规则和职权性规则而言,国家法律应当视为统一性标准;就权利性规则和职责性规则而言,国家法律可以视为最低限度的标准。判定标准的应用需要一套合理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具体步骤为：发现上位法规则、要素比较、对应情形和标准、得出结论。

简介：在现代法治国，随着司法审查渐次深入，不受司法规制的行政裁量行为已经很难被找到。如果说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目、第（四）项分别规定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作为判决撤销、变更的适用条件，还只是隐含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

简介：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实践呈现出过分信任调解的浓烈理想主义色彩,对调解协议效力的普遍认可及对当事人挑战调解协议效力的基本抵触导致司法审查的结果过分地偏离实质正义。因而,对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已普遍遵循的所谓＂司法不变更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证伪是克服当前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形式化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法院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以确立具体判断标准,从理论上阐释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中的自愿性判断标准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审查指引。

简介：财产调查是民事执行的始点、前提和关键。制定科学的＂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开展财产调查,可以准确判断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履行能力大小,推动有财产案件＂应执尽执＂、无财产案件有序退出。开展财产调查要在重构＂调查财产＂概念、创新＂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程序上严格依法、范围上＂全面覆盖＂、手段上网络查询和实地调查＂双穷尽＂、责任追究上＂应追尽追＂、监督上＂全面公开＂等＂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并将之运用于判断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认定＂无可供执行财产＂上。

简介：中世纪到19世纪中叶,英美两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对商标是通过欺诈之诉来保护的.但是,司法实践中过于强调被诉侵权人主观欺诈的意图并不利于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由于商标财产权观的确立和对消费者利益的重视,19世纪中叶之后,法院在侵权判定中开始考察被告行为是否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商标混淆成为了商标侵权判定的主要依据.在混淆标准确立之后,其在适用范围上不断扩张.混淆标准的演化历史表明,混淆标准的适用范围并非越大越好,混淆标准的立法构造不能够仅仅考虑商标权人的利益,还要衡量消费者和其他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的利益.在商标侵权判定中,法官应从市场的真实情况出发,考察市场中的相关消费者是否确实容易发生混淆.

简介：我国劳动规章的性质分为三种情形：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其性质为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在公有制企业为集体契约,在其他用人单位则为个别契约.三分说比契约说、法则说更能够解释现行法和劳动关系实践.在应然层面,评价学说高下的标准是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即：是否以对用人自主权限制最小的方式来实现保障劳动权的政策目标.三分说的规制手段更丰富、更灵活,能够结成谱系,因而更容易实现比例原则的要求.根据三分说评价和改良我国法律,关键是要理顺各个规制手段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充分地实现比例原则的要求.

简介：当前理论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是否降低存有分歧,但认罪认罚案件大多因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事实清楚、证据扎实,这类案件由于达到证明标准的难度较低所以程序相应简化,并非程序简化故而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强化审前＂证明准备＂使得证据组合接近,甚至达到证明标准,藉此在刑事诉讼之纵向构造上启动程序简化,而庭审中需要在控方完成＂他向＂之＂司法证明＂的基础上,着重审查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智性和明知性。

简介：继戈德伯格诉凯利案将正当程序保护扩展至社会福利领域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对正当程序的具体衡量标准予以了明确。就程序正当性问题而言,本案的争点为,终止社会保障伤残津贴决定前,是否需要采取正式的听证程序。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情境化”的衡量标准,即行政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需在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的基础上,个案化地作出判断：第一,可能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第二,因为现有程序而使相关利益遭到错误剥夺的风险,以及附加的或替代性程序保障所可能具有的价值;第三,政府利益,包括所涉及到的行政职责、采用附加的或替代性程序所造成的财政及行政成本。经过上述两个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扩大了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范围,同时又确定了灵活的判断标准。

简介：俄罗斯联邦标准化立法经历了绝对强制性标准、强制标准、自愿标准为主与强制标准为辅和自愿标准四个时期。2015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标准化法》以自愿标准为原则,改革和完善了标准化管理工作体制和机制,为标准化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标准化法律除了国家标准化体系文件,还有全俄技术和信息分类、团体标准和技术条件、规范汇编以及强制性标准化文件等多样化的标准种类。法律保障所有利害关系人参加标准化文件的制定,将标准交由市场主体制定。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对标准进行统一协调和监督,以此引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俄罗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地区标准和国家间标准的制定,争取国际标准的话语权。

简介：在每一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有一本《天津法院司法标准化文件汇编》，这本册子全方位、多层次地规定了各项司法活动标准，成为法官工作的好帮手。

简介：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简介：未成年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的顽疾，未成年低龄化问题突出，未成年人以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为理由，认为我国一直对未成年犯罪采取教育感化为主的政策为保护伞，使得未成年犯罪率飙升。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目的在于彰显法律的威严，保护未成年人，不致其误入歧途。

简介：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出现裁决支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此不同于大多数国家国内法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行法理内容。本文试图剖析国际投资仲裁中支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总结仲裁庭对该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并结合相关法理内容讨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获偿性、赔偿范围、定性标准、赔偿计算方法、东道国的反诉请求权以及赔偿限制性问题,结合案情适当延伸仲裁庭的未尽事宜。

简介：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立法供给的不足、审查标准体系内在的矛盾、法官规避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标准的适用尚存有较多问题。从加强权力控制,实现行政实体法与行政救济法衔接,通过司法审查倒逼责任落实等角度观之,滥用职权规制的范围应走出干预行政和自由裁量权的认识误区,统一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标准与行政权行使标准,明确滥用职权行为的违法属性,进而确定包括主观动机审查、直接证据证明、违法表现三要件的滥用职权标准。

简介：纯粹经济损失是广受争议的法律范畴之一.一般而言,纯粹经济损失是与物或人身的损害无直接关联的经济损失,具有直接性、不确定性、拟制性等特点.基于水闸理论、抑制因素、价值位阶因素等学说,多数国家侵权领域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受到诸多限制,我国立法及司法大体也是如此.《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法律相关条文没有明确提及纯粹经济损失这一概念,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对纯粹经济损失秉持消极的态度.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请求不能一律拒绝,应当有限度的给予赔偿.具体而言,应确立以造成损害的确定性和直接性一因果关系为主,加害人的注意义务为辅的复合标准,进而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类型化保护.

简介：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通过对学理与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该审查标准在理解与适用中出现困境,表现为适用范围的分歧以及判断标准的模糊。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划分没有遵循统一的逻辑,从而导致审查标准适用的混乱与杂糅。回归规范体系本身,通过立法原意与体系解释,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应仅适用于法效果裁量;基于该审查标准判断的关键在于行政自主性与拘束性的平衡,故而可以借助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采用客观、多元化的标准进行认定,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判断标准：结果畸轻畸重、不合理迟延、方式不当、违反立法目的、忽视相关因素、违反基本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