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流行地认为法没有自身历史的观点，带有对法的静态分析的严重局限。法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有自身的历史。这不仅显性地表现在行为法律文化上，而且隐性地表现在制度法律文化上。对法作动态分析时，应注意法的有机联系、法律过程转化规律、法的各个因素的互动作用。对法的动态分析比对法的静态分析更真实、更重要，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应予高度重视。

简介：涉诉信访案件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未将“诉”与“访”相区分。本文从“诉”与“访”的概念与性质入手，分析了诉访不分形成的原因，指出在审判实践中构建诉访分离工作机制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探索了如何构建诉访分离工作机制，以及在审判实务中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简介：机动车停车难是当前城市建设中的突出现象,天津市在发展中同样面临这一问题。解决停车难是一个系统工程,但运用法律的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加强对停车难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制定专门的地方法规,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在立法与执法中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

简介：通过十几年来的努力,政府在还权于企方面跨出了很大的步子,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时至今日,长期困扰改革家的政企分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此,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把政企分开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以强调,也表明国家下决心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时下,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政企分开问题的始终难以解决,原因在于国家是国有企业财产的所有人这一观念长期没有被突破。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政企才能真正分开。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是,是不是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理顺产

简介：本文对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两种范式即承包经营责任制与公司制进行比较分析，从两权分离的理论基础、两权分离的实质、两权分离的法制模式三方面入手论证了两种模式的本质差异，认为公司制的两权分离模式将在更大程度上取代承包制模式。

简介：司法公正包含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内容。而程序公正则涵盖了诉讼程序的公正和执行程序的公正两个方面。当前，执行程序公正显得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过于强调诉讼程序公正，而忽略了执行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是法律规定存在着缺陷。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执行单列为一个程序，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三篇中，但是实际所赋予的执行权不仅享有程序意义上的执行命令权、执行裁决权，而且还享有执行实施权。

简介：从“征转分离”基础理论及其与征转一体的比较出发，分别从制度创新与功能定位层面对“征转分离”制度在突破体制僵化、完成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统筹城乡发展、扼守耕地红线等方面所做贡献进行评析。随后对制度合理性展开质疑并提出改良建议：通过对“征”的质疑得出结论，即应避免政府角色错位与制度性寻租所导致的土地增值利益垄断化现象的出现，并通过区分征收与征购、限制解释公共利益，以确定各区域土地发展权价值计算公式；通过对“转”的质疑得出结论，即应当放开集体土地入市路径，单独设立非公益需要农用地转用程序，并借鉴土地银行运营模式，实现概括征收范围限定化：通过对“分离”的质疑得出结论，即应兼顾公平与正义，重塑政治信任，并实现土地增值利益的共享。

简介：法院管理中涉及三类内部权力：行政权、审判权和监督权。监督权运行的管理往往被忽略。审判权与行政权合一、行政权与监督权合一的现行管理结构是导致法院内部监督体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法官违法行为持续多年未被发现和发现者皆来自外部监督体制的根本原因。有关司法权配置和运行的改革就要从消除法院管理中背离公共管理理论和违反审判规律的现象开始，按照“三权三性”确立方案：行政权具有服务性，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审判权具有独立性，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监督权具有主动性，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必须启动纪检监察程序。检察机关对于存在内部审批的案件一律提起抗诉，对于审批案件者依据刑法追究渎职责任，通过多方合力推动新一轮司法改革取得实效。

简介：质押合一的成因与质押分离的必要性张秀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及房地产法律、法规中有关抵押的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抵押制度一方面十分简陋、庞杂和混乱，另一方面包含了传统质权的内容，采取了质押全一的立法体...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明确提出改革人民陪审制，逐步实现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这一内容确定了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实现“法律审与事实审”相分离机制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除了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之外，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经验。英美法国家的陪审团“只认定事实，不负责法律”的做法与我国人民陪审制改革的目标相契合，且已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值得参考。另外，审判过程中，也并非所有事实问题一律交由陪审团，法律问题一律交由法官决定，还需要根据本案的实际需要、社会政策的要求等因素来确定。因此，我国在设计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分离机制时应注意不能僵化。

简介：现行单位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是以单位犯罪是一个犯罪行为为理论前提的，因而存在诸多理不断、剪还乱的理论死结。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理顺犯罪单位与犯罪单位成员之间的罪责关系。通常所说的“单位犯罪”实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聚合体，具体包括两个犯罪行为：一个是客观实在的由单位成员实施的自然人犯罪；另一个是法律拟制的单位犯罪，即源初意义上的“单位犯罪”。这两个犯罪行为因“为单位谋利”的单位成员行为在法律评价上的双重性而被立法者人为地聚合在一起，但单位责任和单位成员责任在构成和追诉上应当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二者并不牵涉或互为前提。

简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30条规定，驾驶航空器叛逃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是一个新罪名，“79刑法”和后来的制定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均未列入此罪名。新修iT’gh刑法虽然有所提及，但1997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却未将“驾驶航空器叛逃罪”独立罪名，而是囊括于“军人叛逃罪”之中，笔者认为此规定不甚妥当，理由一是“军人叛逃罪”难以完全涵盖“驾驶航空器叛逃罪”，硬塞进去实感牵强。二是“驾驶航空器叛逃罪”的重中之重是驾驶作战飞机叛逃。当前，确保空中政治防线安全仍是我航空兵部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在刑法中能将“

简介：<正>美国警察最苦脑的事情之一,就是当遭到暴力袭击时,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援助,为改变这种情况,最近美国试行给每个警察配备一个微型救援警报器。配备警报器的每个警察都有自己的编码储存

简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语最直白地说明了工具的重要性，同时也包含了“事”与“器”的单向逻辑关系——由事择器。然而，对于一门学科（“事”）的研究和发展而言，研究方法（“器”）的意义却复杂得多，其中至少还存在着一种相反相成的逻辑——“因器明事”。前者自不必说；后者的意义则在于，方法的突破也许会改变学科的研究内容甚至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基于学科与研究方法的这种“事”与“器”的辨证关系，对于方法的研究一方面有必要阐明学科本身之“事”，

简介：<正>“让农村也能用上自来水。”这是六机部第九设计研究院的给水排水专业科技人员多年来的愿望。他们精心设计、制造了一种简易的、高效的给水处理设备,定名为JCL——D200型净水器。从江、河、湖泊中提取浑浊的源水(浑浊度在500毫克/升以上)经过净水器处理后,变为清水(浑浊度小于5毫克/升),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这种净水器直径2米,高3.5米,每小时可处理水25吨,按每人每日用水量100升计算,可供600人口的小城镇,公社或农场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一台净水器就象一座小型自来水厂,可把经过净化的水,源源不断地供给用户。自1980年试制成功以来,经过一些部门单位和中小型工矿企业安装使用的运行测定,这种净水器具有工艺流程短,占地小、耗材省、效率高、净水效果好等优点,特别适合于农村推广使用。

简介：<正>美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监狱缺少以及狱中犯人拥挤一直是美国司法机关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近来随着一种被称为"室外监控器"广泛的被运用,老大难的问题似乎有所缓解。这种监控器实际上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方盆子,

简介：本文认为应当重建公司法人治理基础，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基础上的有效统一，由部分所有者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层面而成为经营者，这种所有者对经营者的内部监督、较易实现。

简介：劫持民用航空器犯罪对航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通常分为“逃亡型”和“政治斗争手段型”。我国早期的劫持民用航空犯罪基本属于“逃亡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政治斗争手段”成为了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应当从立法规制、措施调整以及完善管理体系等多方面建构我国劫持民用航空器犯罪的防控体系。

简介：航空器、船舶作为动产,在物权变动方面却采取不动产所常用的登记公示方式,其核心原因在于登记能够满足其物权公示的基本要求。登记不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专利,也可以用于公示航空器、船舶物权变动。无权登记对抗问题实际上是相互竞争的物权之间的顺位优劣问题。对抗效力的真实含义并不在于第三人对于现实权利的实现。航空器、船舶物权变动登记的对抗效力意味着其物权变动依据交付原则或当事人的意思确定,与登记与否没有必然的法律联系。

简介：通常之观点多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是一种证明力较低的证据，需要修改现行立法以完善相应制度，但这不只是立法调整的问题。透过对H法院若干离婚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类证据恰处在诉讼证据的中心，但却是迷乱、散杂的。法院没有很好把握这类证据的运行，过多运用了其自由裁量权。当事人亦未能以一种法律所期望的理想状态行事，而是以一种“弱者的武器”的姿态运用该类证据。原因既在于生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极大差异，也在于立法、司法于结构和理念上的根本缺陷。除了重视社会域与法律域之间的沟通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赋予个体与公权对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