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于现实中我国金融市场的“全国性”与法院组织的“地方性”这两者之间存在固有的体制冲突，因此人们期待以“去地方化”为目标之一的司法改革方案能够有效提升金融市场的司法环境。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法律争议案件的处理，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并非简单地用“地方保护主义”和“反对保护主义”就可以完全概括。实证资料表明，除了纠正地方法院的不当司法行为之外，最高法院同时也经常性扮演了地方法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而地方法院较之最高法院则会有更强的内在激励去能动地扮演金融市场法律规则“供给者”的角色。由此，可能引致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带有更多行政化色彩的司法改革方案能否有效回应金融市场制度需求这一值得深思的问题。

简介：金融商品较之有形实体商品更为抽象、复杂,金融商品交易中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应对金融服务者课以缔约说明义务,以确保交易的公平正义。我国目前没有确立金融服务者缔约说明义务统一规范,现行立法呈现出立法分散位阶低、监管体制不完备、说明内容不统一、说明责任行政化的缺陷,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亟待完善。我国应当对金融服务者缔约说明义务进行统合立法规制,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实现金融商品交易的功能监管,明确金融服务者缔约说明义务制度之主体与对象、内容与要求、违反说明义务的民事责任,使其切实发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作用。

简介：加拿大作为我国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逃匿和转赃国家之一,是我国开展国际追逃工作的重点合作对象,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我国主要通过＂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从加拿大追捕逃犯。然而,繁复拖沓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追捕在加逃犯的进度;而通过多边条约或＂特定协议＂向加方提出引渡请求的途径缺乏稳定性,且易受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从长远角度看,缔结＂中加双边引渡条约＂将推进两国刑事司法合作,显著提高跨境追逃工作效率。通过对比分析中加两国的引渡制度,并对双边引渡条约中的实体与程序规则设计提出若干意见,有利于逐步解决中加双边引渡合作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