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收集阶段和处理阶段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此衍生出收集者、处理者的强制告知义务。未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应从两个阶段完善强制告知制度,如扩大告知义务主体,明确告知法定事项,强化个人信息删除责任。未经知情同意擅自收集、处理个人信息构成侵害知情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实行过错推定原则。补偿性赔偿的数额过低,难以激励信息主体积极维权,因而有必要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立法应摒弃法律统一规定模式,改采个案计算模式。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定可采用“履行差错”计算法。

简介：为系统性地拆解＂执法-抗法＂这一双输格局,各地方城管普遍采用了比较温和的柔性或非强制执法手段;由于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使得＂城管柔性执法＂存在着＂多重面相＂,主要包括：行政指导等常规手段及作为其变种的花样执法、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和高级形态、居于执法边缘的＂和谐共处＂,以及为相对人＂根本解决问题＂等。通过对诸面相分别进行案例分析和效益量化可知,任何一种面相都未呈现出完美的效益曲线并存在着明显的实践困境,因此在城管的具体执法情景中,应当根据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法领域等因素对诸面相进行＂优先级＂设置。

简介：法治话语与事业进入新时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法治呼唤法学界的新的学术成果、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格局境界,表现出历史担当和人民立场,表现出务实学风、创新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本期约请一组笔谈文章,或围绕全局构建论纲,或细分领域阐发见解,皆聚焦＂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这一主题。

简介：国家法学以欧陆＂国家一般理论＂为核心,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德国、法国在法律层面上使国家正当化并建构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理论。20世纪著名宪法学者雷蒙·卡尔·德·马尔贝格正是法国一脉的坐标性人物。马尔贝格国家法学思想以大革命实定法为依据,确认国民主权原则,论证其相对于君主主权及人民主权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还提炼了＂国家拟制法人说＂及＂单一国家机关理论＂等核心观点。马尔贝格国家法学思想对同时期德国国家法学巨擎拉班德、耶利内克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在欧陆产生重大影响,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制宪设计提供指引,但也引发了众多批评与争议。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马尔贝格国家法学理论对法学意义上国家正当性之证成、国家与国家机关之关系及国家责任制度之完善等议题均有较重大的启发意义。

简介：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监察法（草案）》与其他法的协调问题。在与《宪法》的协调中,应先修改《宪法》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供宪法依据;《监察法（草案）》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留置权、辩护权的规定应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处理好与《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关系。

简介：“环境国家”是顺应生态环境保护实践需要的国家新类型、新形态,其落实需要围绕特定时期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而展开。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看,经历了从“总量控制目标”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历史性转型;我国环境法治正在经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转型,国家义务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之一。环境质量改善国家义务在法秩序中的具体实现,需要各个公权力主体采取积极行动,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根据当代中国宪法秩序,执政党在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国家义务过程中发挥核心与主导作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形塑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国家义务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更好地规范、促进国家权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行使。

简介：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协商与合意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与基础,量刑建议正是基于协商与合意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体现,是裁判者量刑的依据,也是被害人服判息讼的基础。明确、规范、合理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诉讼结果有清晰的预期,能更好地促使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协商、确保法官量刑裁判的精准化与统一化。

简介：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侮辱国歌的行为，不仅危害社会公共秩序，还危及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安全主导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凝聚民族力量，与政治安全关系逐渐紧密。非传统安全因素逐渐取代传统安全因素威胁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为满足当前国家安全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增设侮辱国歌罪，既惩治了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又维护了国歌奏唱、使用的严肃性和国家尊严。在填补刑法空白的基础上，有效地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衔接，确保了民族的优良爱国文化传承，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简介：人民法院监察制度是行政监察制度变迁的产物,内部执纪者是其部门属性,维持审判自律是其制度功能。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虽未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但法官的多源监督格局却由此发生改变,继而致使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功能空间变得模糊,尤其体现为内部违纪责任追究的外部化,以及内部纪律规则制定的外部化。鉴于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功能乃是国家监察体制无法替代的,因此在继续保留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同时,尚需理顺人民法院监察制度与国家监察体制的关系,并实现二者在运作过程中的协调衔接,以此完善人民法院监察制度。

简介：2018年5月12日，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会议在杭州召开。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联席主任张文显教授，联席主任王树义教授、张保生教授出席会议。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相关人员，以及中心联合秘书处成员等列席会议。

简介：为充分贯彻国家“2011计划”所要求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建设宗旨，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聚集和培养的能力”，加快科研成果向教育教学的转化，促进交叉和新兴学科的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复合型人才的联合培养。

简介：新监察制度是在反贪腐工作法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法治化不等同于法制化,而且法治具有多义性,确定的法治化的内涵不同,制度设计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新监察体制在整个国家侦查权体系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监察至上,二是监察、检察和警察之＂三察鼎立＂。笔者认为,新监察权应当采行三察鼎立模式,在保障监察权之权威、高效地行使的同时,体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精神。为此,应当慎重设置留置权和调查权,使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能够在新监察制度的设计中得到体现。

简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对宪法上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定位和性质的考察，也需通过上述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讨论来展开，并需注重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的实际轨迹。

简介：2018年5月11日，由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宴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以公正司法为中心的考察”开题论证会在吉林大学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