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法国开始设立刑罚执行法官，后经多次立法而不断调整其法律地位和职权范围。2000年以后，刑罚执行法官不再是司法行政官员，而是真正的初级司法官。当前，刑罚执行法官是法国刑罚执行的核心角色，规划并监督监狱内剥夺自由刑的执行条件和执行方式，以司法程序决定刑罚执行调整措施，并负责对开放环境下的刑罚执行进行跟踪监督。我国也应当设立刑罚执行法官，使其负责自由刑变更执行措施的审理及撤销，并对刑罚执行进行监督。设立刑罚执行法官还必须解决好制度衔接问题及现实问题。

简介：法国公诉替代程序是司法实务部门为应对法庭堵塞、效率低下而创设的刑事应对机制，包括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一系列替代措施。从司法数据看，公诉替代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但也存在诸多隐忧，包括体系混乱、衔接无序、刑事处罚司法化、鼓励认罪以及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法国公诉替代程序的演变蕴涵了近年来欧洲“自然演进型”的司法改革观，这是对传统“理性建构”的有益补充，值得关注。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马普案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适用于各州。然而，在美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判例法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在理论基础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受到限缩。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哈德逊案、赫尔英案以及戴维斯案的判决尽管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判决，但是，这些判决不仅进一步限缩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而且，其论证逻辑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命运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简介：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深入，法律的激励功能日益为学界所关注。但是，仅仅将法律激励理解为一种有关于“赏”的法律策略，则并不符合激励理论的完整表述，也容易使人们对法律激励理论产生片面的解释趋向。事实上，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植根于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在理论的实践应用层面上表现为“赏”与“罚”两个维度，在具体制度设计策略方面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机制运行模式，并在理论发展上面临着本土化的诸多困难与障碍。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的本土开发同时意味着由激励功能出发从整体上对当代中国法学理论进行重构。

简介：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两者在后续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进近现代宪法。中国基本法文化在近代重构了西方宪法文化,由此形成民族化的、保留着一定非立宪主义趋向的中国宪法文化,进而决定、引导和型塑着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变迁。

简介：我同意“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中轴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它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人生，塑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判断，不过要把“进步”二字改为“演化”，因为进步二字似乎表达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只有正面的价值。这是不够的，事实上，科学演化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只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后果。科学演化至今，已经与技术、资本、权力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当代社会的座架，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简介：民法法典化是一面旗帜,有利于激发壮志、整合资源,应立即提、天天提。并应在下定编纂民法典的决心之后充分认识到：法典编纂只是民法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就算当即推出法典,民法发展仍任重道远;而＂箭搭弦上＂的前法典阶段,也是民法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应认清民法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支持法律发现;以知识、理念、方法的创新,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并力争上游,追随新丝路精神,沿＂一带一路＂,以当代共同法的姿态扮演制度先锋。为此应以民法发展为持久战,推迟法律实证主义潮流的到来,继续保持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极力提升民法的渗透力、整合力、说明力及纯度,营构民法＂三重＂体系,提振学说、判例的整体素养及其对现行法运行的影响力,导引法学实证主义的＂民法河流＂。直至法典随活法之河流,如浪花般自然地泛起。

简介：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强调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两份新时期的重要文献均专门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把推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当前的重要目标。

简介：使用指导性案例的核心是确定是否为类似案件。中国法官在实践中判断待判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相似的主要支点是案件争议点和关键事实。使用指导性案例要妥当进行类比推理。指导性案例的不同部分在案例裁判中具有不同作用，其指导性也具有多重形式，可普遍化是案例使用的基本要求。不能因指导性案例可能的偏差否定案例指导制度。为了实现公正与法治，需要变隐形使用为明示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