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地方立法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既要有理论依据，又要有实践参考价值，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地方立法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文本质量评价指标子体系”和“实施效益评价指标子体系”两部分组成。在实际操作中，两个子体系所得的量化评分在综合评价体系中各占恰当权重后折算出总得分，加上定性评价，共同组成该评估对象的总评价结论。有一些评价指标对地方立法质量起着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建议评估主体可在必要时，将这些指标设定为“一票否定”性指标。

简介：地方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质量高低以及民主科学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基于此,本文旨在于通过对我国53个城市在政府立法和制度建设中关键核心环节的考察与评估,以期得以管窥被观测对象在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进而能够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和改进建议。

简介：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法审判去行政化是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因此,司法审判去行政化必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一、地方党政干预司法审判是不正常的近年来,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平反,如河南的赵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浙江的张氏叔侄案等等。

简介：学界有关犯罪构成论体系的学派之争主要表现为平面体系与阶层体系之争。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次序不代表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性。不影响评价结果。根据逻辑推演模式不同，犯罪构成论体系分为分解式犯罪构成论体系与合成式犯罪构成论体系。前者在逻辑推演上表现为由总到分，犯罪是支命题。后者在逻辑推演上表现为由分到总，犯罪是联言命题。德日等国与我国通行的犯罪构成论体系分别属于分解式犯罪构成论体系与合成式犯罪构成论体系。不同的犯罪构成论体系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分解式犯罪构成论体系的基本逻辑构造是，通过对犯罪观念形象分别进行事实限制与价值“褪色”，推演犯罪成立：合成式犯罪构成论体系的基本逻辑构造是，通过对行为分别进行事实概括与价值“着色”，推演犯罪成立。

简介：故意在犯罪构造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与不法论上的主客观之争相关。当故意作为罪责要素时，对应的是客观不法论；当故意成为构成要件要素时，则表征着主观不法论的兴起。客观归责理论的出现，为客观不法论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但它并未触动主观不法论的核心范围。目的主义代表的主观不法论与客观归责理论代表的客观不法论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有必要摆脱概念式思维，从类型思维的角度对刑法中的不法论展开解读。目的主义与客观归责理论各自跟意志归责与规范归责相呼应；故意作为犯属于主观不法的类型，过失犯与不作为犯则应归入客观不法的类型。刑法中不法论的类型化发展，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体系日益趋向以一般预防为主导的结果。梳理与考察不法论的发展走向，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中，麦耶的三阶层（又称三要件）犯罪构成论体系影响最为深远，是一个较为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故以麦耶体系为框架，探讨故意的地位，实则是探讨故意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要件中的地位。然而，故意的地位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学者们的观点也莫衷一是，所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以三要件之间的特殊关系为视角，可以得出故意不仅属于责任要素，也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和主观违法性要素的结论。但是，故意在三要件中的内涵存有差异。

简介：我们这一代法学研究者经历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司法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曲折历程。2000年2月,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的有关司法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曾做过题为《司法改革的现状与问题》的发言,在充分肯定司法机关改革实践的同时,指出：首先,司法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配置以及司法功能的定位,并关系到整个国家结构和体制,需要调动国家和社会的大量政治资源和财政投入。

简介：我国司法权力运行不规范、冤假错案多发的主要原因是司法权力运行中行政化思维根深蒂固，学者们有针对性地提出许多去除行政化、提高法官独立程度的改进建议，但司法权力的实际运行状况依旧令人堪忧。理论建议难以被实践采纳的根源在于我国司法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价值缺失，不仅法官普遍地缺乏法律至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价值观念的支撑，而且现行司法制度也缺乏对这一价值观念的贯彻与保障。唯有进一步完善司法价值体系，才能有效改变目前司法权力运行不规范的局面。欲去除我国司法权力运行中的行政化思维，构建正当的司法价值体系，必须在加强法官法治意识和审判独立意识的同时，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观念真正贯彻到司法制度的改革进程中去，才能有效保障司法权力的规范运行。

简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存在诸多根本性缺陷，目前已成为法治反腐的最大障碍。应删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然后将受贿罪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至于行贿罪罪状，可考虑修改为：“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职务，任何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任何不正当好处。”还应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以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此外，由于受贿罪在罪质上明显不同于贪污罪，应对受贿罪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及适用条件。

简介：我国晚近预约实务发展对通说主张的“强制缔结本约实际履行本约一履行利益赔偿”说提出挑战，而与德国和瑞士批判说所见略同，均认为预约救济原则上仅为信赖利益赔偿，但该等主张均仍沿袭概念论构造模式。法之发现迷失在继续僵化和论题学陷阱之间，应在方法上转向类型论。在法的外在体系，辨明预约与最终合同、其他先合同协议、缔约过失及基础性的缔约自由之间的递进式序列关系，并在要件和效果方面一一解构。在内在体系中，沿法律构造和意思自治相角力的主线铺展论题、确定论题之间的关系、提炼案型序列。预约的认定将可依托多维度的类型序列，融贯法之双重体系，预约认定后的救济也将在信赖利益、履行利益乃至实际履行之间获得更大弹性。

简介：<正>《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实施以来,旬邑县水利局作为县政府贯彻落实条例的执行者,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精神,加大宣传力度,加快工程建设,强化供水设施监管,提高供水保障能力,为推动旬邑城乡一体化建设做好了积极贡献。一、强化学习宣传,奠定供水条例执行基础围绕供水用水管理工作,旬邑县水利局不断加强学习宣传力度,先后组织多人次赴省水利厅参加了全省举办的《条例》学习班,为执行条例、学习条例培训了骨干。并将《条例》列为全系统每年春训会必学材料,分层次对全系统职工、分片对村级水管员进行了宣讲,达到了

简介：从法解释学视角看，“知假买假”者也是“消费者”，应适用《消法》第55条经营者赔偿责任。《消法》第55条所体现的债的问题也颇值得关注；从合同法视域看，《消法》第55条所涉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或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合同当事人之一经营者的责任是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引发的）缔约过失之债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关于《消法》第55条的特殊规定应当在《合同法》合同效力篇而不是违约责任篇予以规定；从债法角度看，实施欺诈行为并作出“假一赔十”表示的经营者，应依缔约过失之债和单方允诺之债的相关规定，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城市法治的关键应该且必须是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内涵体现在城市治理的意识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城市法治在意识层面包涵了价值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权威意识;城市法治在制度层面包涵了地方法与国家法制度、实体法与程序法制度以及软法与硬法制度;而城市法治在行为层面则包涵了行政行为、自治行为和共治行为。

简介：现代社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之外，高校是法律援助的主要社会力量。高校开展的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法律援助的补充，是构建完整的法律援助制度的一环，其意义又超越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具有独立的司法价值和社会价值。

简介：权能是权利主体在法律范围享有的权利内容和功能的概括。知识产权因为有着与传统物权不同的特点，如无形性、可共享性、法定性等，从而知识产权的权能无法完全照搬传统物权的所有权权能进行理论概括。知识产权的权能可概括为五项：标示权能、控制权能、复制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简介：由于我国填海造地制度特别是相关权利制度的缺失,我国填海造地出现了诸多问题,需要溯本清源.在明确填海造地的权利基础、填海造地的类型与性质、填海造地涉及的主要物权权利的基础上,对各种权利之间的转换与承接以及权利转换与承接中的利益分配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简介：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妥善解决纠纷方可维护社会稳定。证明借贷关系的基础证据是当事人陈述及书证，其中书证主要包括借据及转账凭证。书证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不同的阶段有“举证完成”与“后果承担”两层不同的意义。经验法则、测谎技术皆可运用于证明过程。法官应全面、客观地审核各种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综合评判。民间借贷案件应确立以法律真实为基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简介：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因素也在不断出现。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例外论、世界文化多样性等理论相继产生。它们各自在一定程度上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在互相推动,不断发展。目前,世界文化多样性主张由于较强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而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与支持。

简介：作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代孕在道德、宗教、伦理、法律等方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世界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此态度不一。本文从分析各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制入手，比较考察了美国诸州、欧盟各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而从技术主义角度总结代孕的法律框架与模式。最后本文还对我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定作出考察并提出参考建议。

简介：重要的历史事件均需借助媒体而成为事件,而＂意见领袖＂的声音,对事件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是＂意见领袖＂自身能力因素的综合体现,也是人类社会一种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活动,同时折射了公共事件、＂意见领袖＂与媒体的共生共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