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简介：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简介：目前我国减刑标准的建构与其功能定位之间尚存在不契合之处，减刑标准的制定仍以矫正罪犯为主要内容，未将犯罪预防和罪犯的再社会化纳入核心考量，导致罪犯改造效果欠佳，减刑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研究减刑制度的功能定位，并据此建立减刑考察的标准体系，乃是现代刑罚理念下减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形势下我国减刑制度变革的突破点。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性刑事政策,该政策的正确定位对刑法理论与实务操作意义重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主体、历史继承、具体语境、应有内涵等方面都说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的刑事政策,而非具体的刑事司法（审判）政策。＂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反思与结构性调整、刑事一体化方向的整体性变革、行刑方式的创新、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都将发挥有益功效。无论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将获得积极性功能,只有照此运行,才能真正契合该刑事政策提出的本意。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

简介：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罗马氏族集体土地制度相似，糅合了公法层面的治理功能、生存保障功能以及私法层面的市场化私权功能，对集体土地上承载的这三重功能进行区分，是解决现今农村土地问题的理论前提。集体土地最初作为国家控制农村社会经济的一种政治性安排的法律治理结构，强化了农民与集体基于土地的身份关系，把保障集体内部成员的生存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并强调土地利用的平等性。集体所有模式还导致了“成员权”与“公民权”这双重身份的重叠与抵牾，这实质上反映了集体土地上保障功能与市场机能的冲突。随着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变，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转变为具备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私权规范，立法上应对集体土地的“初始分配”与“自由流转”两个阶段进行适当区分和切割，而非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同时混同在一套农地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