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备受社会关注的“许霆取款案”的重审判决已经做出，法院仍然认定许霆构成盗窃罪，但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案在刑法上所具有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判决本身。针对近来舆论媒体及专家学者报道及评说．从刑法与民法的界限、法律解释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三个角度进行梳理与思考。

简介：行政许认可辨析●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贺善征一、行政许认可的范围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行政许认可制度应予以健全。首先，国家宏观调控要通过行政许认可制度体现出来。适应国内市场的需要，我国逐步减少许可证，以使企业、经营者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我国...

简介：许霆案一审判决以来，大众对许霆的不当占有行为非但不予遣责，相反却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宽容。大众的心态无非是认为许霆的行为是大多数人都有可能实施的行为，大多数人无法抵抗的诱感其实便是普遍人性的反应，而对于此种普遍人性的严厉惩罚便是违反了大众公认的大数法则。因为，人类本性中所呈现出来的行为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并不完全是出于理性，

简介：公众关注的许霆案的定性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要存在有罪说和无罪说两种观点。认为许霆无罪的观点中，有不当得利说、无效交易说、银行过错说、无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说、行为难以模仿说、刑法谦抑说、刑罚目的说、罪刑法定说等多种说法。在认为许霆有罪的观点中，又有盗窃罪说、侵占罪说、诈骗罪说、信用卡诈骗罪说等几种不同主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审、二审以及核准程序，

简介：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简介：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社会。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法律等上层建筑均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先秦农家是作为诸子百家争鸣中唯一一个以农业为术业专攻的思想流派，是无法将其从法律思想史的视域中排除的。从先秦农家的始祖神农氏的传说及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中，仍能发掘出些许法文化事项。

简介：引言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许霆案，随着最高法院下达核准减刑判决的裁定书，最终尘埃落定。从广州中院第一次作出有罪判决，直到该法院经过重新审判而宣布新的有罪判决，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众多法律学者对该案给予了普遍的关注，并就案件的定罪、量刑以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社会公众也透过各种媒体对该案的初审判决发表了看法。

简介：司法对于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转型中国遭遇的许多案件使得法院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危机,这是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在社会变动时期所遭遇的难题。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高风险无法用已有的法律来化解,形式理性法及其推崇者所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无法实现。在类似＂许云鹤案＂这样的情形中,公平责任在分担这种风险时极有可能瓦解这个社会,带来社会团结的悖论。保持司法适度的克制,同时加大法律共同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协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选择,也是司法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态度。

简介：许霆案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人们广泛而激烈的辩论。原审判处许霆无期徒刑，确有立法与司法惯例上的因素，但关键是忽视裁判的合理性问题。在我国法治成长期内，一些司法者过分强调裁判的合规范性，而忽视对裁判进行适当情理道德判断，所作的裁判违背社会公众朴素的情感认知，此实质上违背了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以合理性作为司法的中心思想。

简介：通过“许霆案”的法学观察，展示学者何以为学者以及学者关注实践的学理方式；并结合“许霆案”这样一个特殊案例的分析，试图揭示出支配中国法律的形式主义法律观，为救济这种形式主义法律观可能存在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提出实用主义法律观尤其是波斯纳的法律活动理论可能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正当性。

简介：民间借贷纠纷案有时会成为一种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在程序方面,一般首选在刑事程序一并解决,主要方式就是追赃、退赔,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在刑事程序不能一并解决,被害人可以就此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在实体方面,因犯罪产生的民事赔偿中,往往涉及案外人特别是夫妻的财产问题。对此,刑事被告的民事赔偿范围,应当以刑事被告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准,一般属于刑事被告人个人债务,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是,如果能证明犯罪所得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可以将被告人的配偶一并列为赔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建立特别行政区,是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怎么提出来的?又如何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建立特别行政区?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及建立特别行政区有什么重大意义?受本刊的委托,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