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拥有的资本金能够充分满足央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也能降低商业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存在,在央行采取紧缩性或者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使得信贷产生紧缩或者扩张过度,容易造成货币政策偏离稳健性效应,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广义信贷,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贷规模与资本充足率显著性正相关;引入广义信贷后,信贷规模的波动对资本充足率的敏感程度下降,特别是信贷变动对存款准备金率反应程度显著性上升,表明货币政策本身对信贷变动的影响力度加强,有效降低资本充足率对信贷规模的紧缩或放大的幅度,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性。
简介:东道国市场结构,包括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需求等,是影响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以1980-2017年间发表的30篇英文实证研究文献为样本,运用随机效应元分析模型检验了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增长率两个变量对企业选择进入该国市场方式的影响效应,以及在元回归分析中检验了东道国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制造企业或服务企业、样本数据类型等调节变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与市场需求增长率对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未来研究应该更加关注调节效应的作用和解释变量测量指标的一致性。
简介:利用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在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全国来看,资本品进口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区域来看,资本品进口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不太明显,对于西部地区,资本品进口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显著为正,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只产生不明显的积极效应;此外,资本品进口对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沿海地区资本品进口显著推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却不能有效解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对比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资本品进口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作用。
简介:以2000-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危机前后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并根据企业的所有制不同,进一步考察危机前后宏观经济环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运用一阶差分GMM和虚拟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危机前后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存在显著差异,危机前宏观经济环境变量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负相关,危机后为正相关;危机前后宏观经济环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有一定的显著差异,危机前宏观经济环境变量与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负相关,其中经济增长率对不同所有制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是显著的,通货膨胀对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不显著,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变量与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正相关,宏观经济环境对民营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显著的。最后根据检验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简介:转移定价不仅是跨国公司进行避税的主要方式,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还对增强关联企业竞争优势、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起战略性竞争作用。从市场结构角度出发,利用经典国际市场份额竞争的两国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可以选择出口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公平交易原则对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结论表明:(1)税率差异化背景下,即使东道国没有市场优势,跨国公司也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其战略性动机;(2)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即使公平交易原则的约束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也会由于限制转移价格的利润转移以及战略性竞争效应而造成市场扭曲,降低跨国公司进行FDI的积极性,并且可能导致税基减小,降低社会福利。另外,公平交易原则可能导致的这种负面效应会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以及市场中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减小。因此,公平交易原则的实施与一国产业政策相协调,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简介: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得不考虑要素市场扭曲的调节作用。基于2009-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视角考察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显著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但较高的要素市场扭曲环境能缓解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2)中介效应模型验证,要素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而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会抑制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水平的积极作用;(3)要素市场扭曲的空间样本分布多集中在较高水平上,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基于要素市场扭曲的门槛效应。
简介:市场势力决定交易量的传导过程包含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但后者常被忽视。银行卡支付平台的基础设施投入使其市场势力与交易量相衔接,是形成间接效应的重要来源。基于寡头银行卡支付平台2006-2013年的季度运行数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重点分析基础设施投入作为中间变量在市场势力决定支付平台交易量过程中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构建和运用基准模型研究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在市场势力决定支付平台交易量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而非调节作用。即考虑到基础设施投入的作用后,市场势力对支付平台交易量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市场势力只通过基础设施投入的"管道"功能间接影响支付平台的交易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投入是一项被调节的中介变量,其间接效应(中介作用)受支付平台所有制的调节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开放式支付平台情境下呈现出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在封闭式支付平台场景下则展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政策启示是,中国银联宜致力于为成员机构营造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的支付生态,共建和盘活并举,化解后银联时代交易量分流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