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利用北京市实地调查的495份消费者问卷,选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对消费者猪肉消费行为的影响,定量分析了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不同追责意识下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对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影响的差异,全面考察了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消费者普遍倾向于购买可以明确识别品牌的猪肉,且多数消费者将之转化为行为习惯;消费者对品牌可追溯性的信任度整体较高,大多数消费者相信对可以明确识别品牌的猪肉比不能明确识别品牌的猪肉更易追查到安全事件责任人;消费者对品牌猪肉可追溯性的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行为,忽略品牌可追溯性变量的内生性会明显低估该变量对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对具有追责意识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不管是显著性还是作用程度都要明显高于不具有追责意识的消费者;购买成员、性别、年龄、是否有小孩等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行为。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化建设,通过多样化渠道的宣传和引导来增强消费者的追责意识和维权意识,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简介:家庭消费会直接影响生育选择,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提高,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有计划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和统一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和保障妇女劳动参与等措施来实现。
简介:服务业繁荣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进一步深入探究服务业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1980—2014年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分位数回归、Granger检验和时变参数模型对服务业具体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并且在Tapio脱钩评价模型框架内,对样本期内服务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能源消费和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不断变化的均衡非线性关系;在较高经济增长水平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比较小,不同服务行业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能源贡献弹性差异明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原因在不同服务行业不同;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虽然总体上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有从弱脱钩状态向扩张连结和扩张负脱钩状态转移的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简介: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的发展时段,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因素不尽相同。文章基于母国角度,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实状况,主要选取我国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两个指标,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2014年十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地影响。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简介:传统的FDI理论如“就近集中权衡”理论认为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但迄今为止鲜有文献基于中国情景对上述理论命题予以实证检验。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阻碍了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平均而言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约1.037个百分点,中国与东道国农林渔牧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上述发现揭示了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理论预期在中国并不成立,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更偏向于出口引致型而非水平型,其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二是从政策层面来看,要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降低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以加快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进程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