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极为关注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工作的讲话,论证了党的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两个要点即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一个落脚点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两个要点,是习近平1989年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他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栏目连续发表232篇时事小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他'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的诉求。根据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只要媒体人坚持经常身处基层和社区,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就能发现问题,就能做到报道的主题既坚持党性,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简介:近三年,我国期刊种数持续增长,但总印数、总印张持续下跌;利润率在持续3年负增长后,2017年增长6.6%。取得这个成绩相当不错,靠的是很多期刊转型发展、增收节支、提高定价、多元化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其中党刊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不同类别期刊发展情况差异很大。市场化的期刊少数转型成功,多数期刊广告和发行双双下滑;学术期刊,由于读者细分、稳定,生存基本上既不靠发行,也不靠广告,因此受新媒体冲击小,发展稳定;党刊阵营风景这边独好,如广东南方杂志社2018年月发行量约120多万份,重庆当代党员杂志社、北京前线杂志社等一大批党刊连续多年经济效益增长显著。
简介:空间、空间性曾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历代很多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探讨过空间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城市化步伐的突飞猛进,更多的思想家将'空间'作为理论出发点,构建了人类认识生活空间的新模式。本文梳理了空间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空间生产和第三空间理论,来认识和解释大数据时代所建构的网络空间。研究认为,网络空间的现实状态与第三空间的内涵有很多相似之处,网络空间可以被看成是索亚空间旅行的中间驿站,是第三空间发展的定型或阶段性成果。从目前网络空间的发展状况来看,网络空间还呈现出较多的原始社会特征。只有建立起一整套的资源流动和空间规划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构建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才能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网络空间。
简介:伊斯兰世界与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交往传统,广泛的现实合作基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力量。作者先后走访伊朗、阿联酋等伊斯兰国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探寻'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斯兰世界传播中面临的挑战,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战略与路径。调查显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中存在'双向刻板印象'问题,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当代认知与未来预期存在较大反差,对中国企业在伊斯兰世界的经贸活动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传播,要着眼于构建人类新文明的战略目标,全面提升战略传播能力,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研究,创新传播理念与手段,拓展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途径。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有怎样的特征?如何历史地、审慎地讨论这些特征产生的语境和发展脉络,以及主导研究范式所共享的研究假设和其中潜藏的偏差?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学界围绕'中国新闻史该如何研究'的主导话语进行症候式的阅读,梳理了近40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寻找学术主体性的基本方向与主要思路,即恢复被遮蔽的'报刊自身的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既有研究成果中业已达成共识的历史叙述视为一套需要加以反思的话语体系,同时将未被学术共同体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并置于聚光灯下,尝试揭示研究者们在重建学术主体性的探索过程中潜藏的认知盲区和理论误区,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几个典型阐释框架——'跨文化交流论''西方文明论''告别革命论''告别民族国家论'——给予理论反思,旨在剖析知识结构中未经充分检视的'西方主义'心态对历史认知的遮蔽效果。从文化去殖民化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研究者如何在重新认识'东方'同时也是重新认识'西方'的基础上,对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进行重校,即沿着'人的解放'和'全球正义'这一主题,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与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找回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主体性。
简介:'新型记者'是延安新闻传统的一个关键问题,亟待深入的学理化探究。尝试从内在于'延安'的视野,展示'新型记者'的复杂内涵。研究认为,整风改版树立了一种'新的新闻事业',党报被定义为群众路线中政党与群众交往互动的桥梁纽带,新闻工作也溢出技术专业的界限,成为先锋队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有效中介,从而与解放政治的历史进程深度关联起来。新的新闻范式要求相应的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呼唤一种与社会民众密切结合的'新型记者'的诞生,亦即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延安时期中共发明创造了一整套培育'新型记者'的体系模式,新闻工作者经历了从无冕之王到人民公仆的艰难转变。'新型记者'的理论与实践在群众路线的逻辑中展现了新闻业的丰富意涵,有助于当代新闻从业者打破市场化、专业化新闻业的刻板想象,在一种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格局中来重新理解新闻的社会角色以及新闻人的职业追求。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媒在传媒业掀起了一股热潮。在智媒热的背景下,学界和业界对智媒的未来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伴随着传媒业的实践,智媒也显露出种种问题和隐患,需要对其发展进行重新评估。从媒体软决定论出发,结合行业发展大量数据,通过对智媒的技术基础和用户接受两方面的分析,窥探出智媒现阶段的真实发展状况,从而对传媒业中的智媒热进行冷思考。研究发现,智媒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对智媒的期待应回归理性。一方面,现阶段的智媒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VR/AR并未普及且方便性及费用需要优化、物联网技术并未爆发、新界面与新交互尚未成熟;另一方面,智媒传播形态的用户接受仍有待观察,用户对于对话式新闻、定制化新闻、传感器新闻以及临场式新闻的使用存在风险感知。
简介:过去对广告生产造成的社会及个人影响研究,多以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视角,成果颇丰。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广告生产看作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参与建构个人社会进程的研究并不多。不同于过去将广告与消费者、广告与社会放在对立分割位置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试图把个体(消费者)看作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中的能动部分。从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和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社会关系与过程论出发,超越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想,对广告生产与个人'名誉点'相互建构的进程进行批判分析。布尔迪厄'名誉'及'名誉点'理论,是被国内学界忽视的一对概念。在对卡比尔人社群做人类学考查时,布氏论证了这对范畴。卡比尔人通过名誉点争斗行为主动维护作为集体价值的名誉,并完成名誉再生产,这一过程始终是以个体积极在场和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通过调用个体名誉点争斗行为,参与市场社会价值主导的名誉建构与再生产的同时,也抗争性建构社会与市场价值的博弈空间。由此,广告生产融入并推动着社会的进程。亦可作为布氏'名誉点'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简介:两份重要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规范文件发布实施1月15日,中宣部等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指出,省级技术平台应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媒体服务类、党建服务类、政务服务类、公共服务类、增值服务类等业务提供支撑,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容、渠道、平台、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深入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充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适应移动互联网,特别是5G的发展。
简介:本研究重点探讨了身份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基于2017年3月在北京、天津和深圳三地的问卷调查和个人深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身为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份认同程度较高,人际交往水平总体稍有偏低且交往多在同质群体中进行;社交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身份区隔及伴生的社会权利贫困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和体认,并成为他们与城市居民进行人际交往的藩篱;通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媒介公共产品和提升其媒介素养水平,有助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异质群体之间建立稳定的人际交往。
简介:在人人都无法脱离数据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既定秩序,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大数据给予未来世界无穷可能性,人们在欢呼大数据的美好前景时,也应该警惕新技术的威胁,理性看待大数据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面对大数据技术,人是盲目和被动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诱导,会不经意间泄露自己的隐私,甚至侵犯他人的隐私。大数据技术把一切纳入算法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备的,算法也并不总是客观公正的,人们应该知道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是谁的工具、它是为谁服务的。因此,人们需要了解大数据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影响,了解算法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警惕被数据和算法控制。说到底,数据既是社会商品,又是裹挟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它既关系到个体的虚拟身份认同,又关系到数据伦理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