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
简介: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舆论工作不仅要面向国内,还要面向国际,充分发挥对外传播的优势,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条件。但是,面对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的不平衡状态,从根本上提升综合国力,尤其是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成了改变这种局面的重要推动力。为此,进一步推动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就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策略。由张德瑞、孔雪梅主编,贾涵副主编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与推进策略研究》在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于2017年出版。该书以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为重点,从语言学、传播学等角度入手,阐释了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传播历史、传播价值等,并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主体、形式、模式、优势和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梳理。
简介:借势营销,是一种常用的营销手段,是将销售的目的隐藏于营销活动之中,将产品的推广融入到一个消费者喜闻乐见的环境里,使消费者在这个环境中了解产品并接受产品,以求提高企业或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并最终促成产品或服务销售的营销策略.在竞争激烈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本身也不得不跳出旧有的“巢窠”,将自身投入汹涌的市场洪流中,利用一切资源和可能,将自己的节目、品牌形象、美誉度等也作为产品推向市场和受众,以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收听收视率、影响力,最终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合理利用“借势”这种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巧用“借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简介:低碳营销传播是企业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厘清低碳营销传播的理论源头及其核心理念基础上,首次系统提出了低碳营销传播的基本准则、可行策略与实践方法。研究认为,绿色营销是低碳营销传播的思想源头,社会营销是低碳营销传播的方法论基础。加强企业自身的碳管理效率与低碳营销传播创新能力,建立前瞻性的低碳营销传播管理体系,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树立低碳消费者导向的新型营销传播理念,加强低碳消费者行为研究,科学的低碳产品开发与营销传播推广,持续开展低碳营销传播策略与方法的创新及实践,是企业实现低碳转型需遵循的基本准则。通过碳披露在透明化的社会公民形塑中打造可持续的企业品牌声誉,利用碳标签赋予产品尊贵的具有差异化的低碳身份符号,通过建立低碳供应链打造价值共创的利益共同体,实施低碳产品、低碳补贴策略以创造和让渡最大化的消费者低碳价值,企业开展低碳营销传播策略与方法创新具有广阔前景。
简介:'国家品牌'已成为契合信息社会语境、具有价值导向的国家形象符号。基于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节点,中国国家传播需要能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构国内与国际社会认可与赞赏的国家主体信息符号——中国国家品牌。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国家品牌的特性以及中国国家品牌的传播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有诸多表述,形成了系统清晰的国家品牌。中国国家品牌的特性是内生于中国发展过程演化而来的。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中国发展过程精准概括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阶段。习近平的国家品牌论述即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品牌独立性、中国富起来的国家品牌高效性、中国强起来的国家品牌互惠性。
简介:以两本国际著名学术期刊2017年的121篇公关学术论文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该年度公关研究的焦点叙事。研究发现:公关历史研究、公关理论研究、公关应用研究三大板块均有深入探讨,极大丰富了现代公共关系的理论体系。其中,公关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名人公关思想研究、国际公关史研究和案例或运动史研究三方面;公关理论研究除了继续探讨关系理论、情境危机传播理论、文化循环模型等主流理论外,还提出了参与理论、媒介化公共外交理论、公共意义建构模型、复合型危机等新的理论概念和模型,尤其是参与理论备受关注,重点探讨了公众参与、员工参与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等,丰富了对话理论成果;应用研究则主要探讨了公关的职业化发展路径、媒体共生实践中存在的道德性、公平性、合法性问题。
简介:当前的中国形象研究通常在问题提出之初,就主动将中国置于西方他者的位置之上,从而不仅表现出了浓重的'西方情结'(尤其是'美国情结'),也表现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这集中体现在:他们普遍比较重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忽视世界的中国形象;重视异域的中国形象,忽视本土的中国形象;重视负面的中国形象,忽视正面的中国形象。在这过程中,'东方主义'不仅成为他们使用最为'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更成为他们在思维上无法摆脱的一种统治方式。其带来的障碍不仅在于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遮蔽了我们本应倾听的他者声音,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边界。因此,走出东方主义的理论陷阱和思维方式,重新深入到形象话语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谱系'中,并从中发现它们的行走轨迹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破解'中国形象'话语迷思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自我的想象,倾听他者的声音,从而在时空的坐标系中重新'发现'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