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是我国对外传播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2009年中央明确提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总体规划,'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自此拉开帷幕。2019年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施的第十个年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分析与反思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实践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理论研究总体偏弱,能够在较长时间段内对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活动进行潜心开掘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文章即是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整体推进十周年的背景下讨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研究与意义。总的来看,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从硬件设施建设到核心能力打造,再到护航'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这同时也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一个转变过程。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新闻传播研究需要考虑将中国实践理论化的可能性,'新媒体跨文化传播'就是理论探索的方向之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在国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不再是媒体或媒体网站单方面的事情,而成为多元主体共同的事情;以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亦应上升为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
简介:在高风险的时代大观中,无人机航拍系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遥感影像处理等程序,正在新闻传播领域勾勒出一个'无人机新闻'的新景观,为管控突发性公共灾难风险事件提供了新面向的决策机制。在'上帝之眼'的观视视阈下,无人机新闻的信息采集能够在'灾难监狱'外实现对灾难现场的'全景观视',从而开启了人类有限神经系统的感官想象。在数字化的采编实践中,无人机新闻以海量的时空数据信息为叙事素材,以多模态的影像处理程序为技术先决,以文字和图像信息为意义的符号显现,在机械装置的视觉怡情中完成对风险信息的传播与建构。综而观之,无人机新闻的制空优势包蕴了其'超越性'特质,具体体现在其对传统观视形式的颠覆、对传统新闻模式的弥合、对传统数据空间的重置。然而,置身于由技术革新与融合带来的狂欢浪潮与欣喜盛宴之余,技术时代的人却愈来愈沉溺于异化、遮蔽、假象与迷失的困境当中,重新审视人类生存世界的技术命题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相面。
简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紧跟时代,始终发挥着双重职能:一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宣传、阐释党的大政方针,二是坚持人民立场,反映普通百姓的心声。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闻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形态完成从'文革'话语向改革开放共识的转换,一些西方新闻传播理念引进中国,新闻形态走向信息化、专业化方向,新闻受众调查的量化方法重新定义了政治性的群众、人民概念;20世纪90年代新闻领域开始市场化改革,小报化、都市报兴起,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行业的新规范,新闻媒体也承担着社会公共讨论的职能;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受到挑战,新闻生产模式面临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在这种资本逻辑主导的传媒业变革与秩序重构中,新闻专业主义被边缘化,需要重建新媒体时代新闻事业的社会有机性,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事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近三年,我国期刊种数持续增长,但总印数、总印张持续下跌;利润率在持续3年负增长后,2017年增长6.6%。取得这个成绩相当不错,靠的是很多期刊转型发展、增收节支、提高定价、多元化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其中党刊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不同类别期刊发展情况差异很大。市场化的期刊少数转型成功,多数期刊广告和发行双双下滑;学术期刊,由于读者细分、稳定,生存基本上既不靠发行,也不靠广告,因此受新媒体冲击小,发展稳定;党刊阵营风景这边独好,如广东南方杂志社2018年月发行量约120多万份,重庆当代党员杂志社、北京前线杂志社等一大批党刊连续多年经济效益增长显著。
简介:大数据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传统广告公司正在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进行转型。广告从业者是如何看待大数据带来的变化以及传统广告公司如何进行转型是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22位广告从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并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告公司之间大数据应用分化严重,'数据鸿沟'加剧;广告从业者对大数据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数据造假引发大数据质疑,大数据广告业务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广告主的需求变化正在推动广告公司转型,但是数据匮乏与技术型人才的短缺成为传统广告公司转型的主要障碍。根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提出大数据时代传统广告公司应确立'数据传播管理'的发展战略,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广告业务模式,从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与平台化、融合化发展两条路径上实现转型。
简介:在人人都无法脱离数据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既定秩序,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大数据给予未来世界无穷可能性,人们在欢呼大数据的美好前景时,也应该警惕新技术的威胁,理性看待大数据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面对大数据技术,人是盲目和被动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诱导,会不经意间泄露自己的隐私,甚至侵犯他人的隐私。大数据技术把一切纳入算法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备的,算法也并不总是客观公正的,人们应该知道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是谁的工具、它是为谁服务的。因此,人们需要了解大数据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影响,了解算法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警惕被数据和算法控制。说到底,数据既是社会商品,又是裹挟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它既关系到个体的虚拟身份认同,又关系到数据伦理的建构。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