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政治信息流通、政治主体交互的主渠道,政治传播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同样赋予了政治传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以新定位、新角色。政治传播只有跳出单一、单向的国家逻辑,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深刻反思并系统优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术的政治宣传,着力解决政治信息单向流通、回馈乏力、传受不均等现实问题,努力构建多元、系统、现代的政治传播体系,深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促进公共领域建设,才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最具优化效应的'中间点',在根本上推动以'平等对话、多元协商、社会共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舆论的思想认为,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报刊是'社会舆论的纸币'、报刊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舆论是'批判的法庭'、舆论是'晴雨表'。这些观点中包含着'舆论载体''舆论宣传''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立足中国语境的自我演进与发展创新。考察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进路,尤其是观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难发现,'舆论宣传''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新论述与新理念主要体现为:'两个舆论场'的划分和判断缺乏依据;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和'放大器';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当前的中国形象研究通常在问题提出之初,就主动将中国置于西方他者的位置之上,从而不仅表现出了浓重的'西方情结'(尤其是'美国情结'),也表现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这集中体现在:他们普遍比较重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忽视世界的中国形象;重视异域的中国形象,忽视本土的中国形象;重视负面的中国形象,忽视正面的中国形象。在这过程中,'东方主义'不仅成为他们使用最为'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更成为他们在思维上无法摆脱的一种统治方式。其带来的障碍不仅在于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遮蔽了我们本应倾听的他者声音,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边界。因此,走出东方主义的理论陷阱和思维方式,重新深入到形象话语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谱系'中,并从中发现它们的行走轨迹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破解'中国形象'话语迷思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自我的想象,倾听他者的声音,从而在时空的坐标系中重新'发现'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