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樊星在《再谈告别20世纪》,(载《文论报》1995.12.15)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最触目惊心的悲剧是党同伐异。因此,在世纪末反思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是牵动人心的重要主题。在文化挣脱政治的争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讨论,宽容、宽松的呼声中,都可感受到这主题的存在。如何在深入民间与保持独立人格之间,在干预生活、关心政治与超越党同伐异之间,在肩负文化使命与调整文化心态之间,在吸收新潮与承继遗产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血泪凝成的世纪性课题。一般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很难。浮躁情绪和“唯我独尊”的偏狭不知坑害了多少有才华的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浮躁不安,当代人已来到一个转折点上,以经济竞争取代政治斗争;以百家争鸣取代“一言堂”;以兼容并蓄取代党同伐异;以豁达
简介:实话说,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再三犹疑并且羞愧。因为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纯粹从“知识”角度而言),我和黄灯一样都清晰地感受到,在当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不再与真实生活和生命体验发生联系的空洞概念。不要说它已然不具备反叛压制、为民请命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就连其最底线的功能——反哺自己来处的知识谱系与精神体系——也成了难以企及的标准。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这里面固然有某些社会和历史原因,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充任了“污名化”的主体:从角色认同的自我疏离与断裂,到人文道义的隔膜与回避,到价值失范的默认与漠视……这一切都导致“知识分子”的内涵不断被抽空和异化。
简介:本文译自《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1990年12月,CLEAR出版社),作者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教授,该文以唐诗和它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为例,阐述了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文学作品中所指涉的历史背景不等同于历史学家的史观;对历史的描述只是历史的“影子”,而非历史本身;在解读古代诗歌的过程中,一方面文本会唤起后代读者的想象力,去把握诗人创作时的历史环境,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诗作的内涵,而另一方面,诗人又应力求避免让后代读者一眼识破诗人的意图及作品内涵与当时时代背景间的关系,他应当让读者去揣摩和猜想。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驾驭好作品和历史背景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一部成功的诗作,其魅力正在于此,对于力图探寻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的后代读者来说,它应是一个亦显亦晦而又仁智自见的斯芬克斯式的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