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审丑是美学研究中一大问题,对其作解答关系到能否对整个审美及艺术发展作出深入、彻底的把握.中国传统艺术中“审丑”问题表现普遍.中国艺术家的审丑意识充分体现在诗歌、绘画、书法、园林等众多的艺术领域;同时,古人的看法极富“东方”色彩.一、绘画:“宁丑毋媚,当使天趣淋漓”传统艺术表现“审丑”可谓多矣,绘画领域尤为明显.且不说种馗、丑石、药叉、大滩仪等源远流长的绘画“母题”;瞩目于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贯注的较为强烈的审丑意识,就会发现,由“贯休派”(五代贯休、宋初石恪、南宋梁楷、元代颜辉),而南唐陆晃、元初龚开、北宋高益、李雄、吴怀,到明清之徐渭、石涛、八大山人,以及“扬州八怪”,再到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有一很深传统,对于“审丑”研究是一笔珍贵财富.在实践方面,“得得和尚”贯休所绘罗汉,开人物画“古怪”流派先河.其后石恪,“所作形象或丑怪奇倔以示变”,招致“诡形殊状,近乎谲怪”的指责.“梁风(疯)子”梁楷以“遗貌取神”法画布袋和尚等,以及龚开自题《中山出游图》戏称“阿妹韶容见靓装,五色胭脂最宜黑”,传达了审美意识的演进的信息.到扬州人怪,审丑意识更鲜明.蒋士铨题罗聘《鬼趣图》曰:“长头偻背老复丑,形容疑是承蜩叟”.郑板桥则空前全面、集中、明确、自
简介:“审父”情结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审父”叙事也是屡见不鲜。但是作为传记而言,“审父”是—个并不多见的现象,“审母”则更为罕见。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采用“父与子”的模式展开叙事,为读者呈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另一面。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则站在更加另类的“母与子”视角,真诚地对母亲杨沫进行剖析。两部传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从亲情的泯灭、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季羡林和杨沫的真实家庭生活。但是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叙事风格、对父母的理解等方面各具特点,其中暗合了作家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相异的个性特征。“审母”相对于“审父”而言,无疑是对当代作家传记在真实性以及叙事伦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