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来,社会上"总经理"日渐多起来,似乎蛮正常,亦很时髦。一日我应外甥邀请去参加酒家宴聚,接过他递过的名片,赫然见印着总经理三字。这别无分店的酒家上下两层,楼下只够摆一圆桌外加几个"车厢席";上面宽敞些,但个子高的不能站直。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外甥告诉我,他老婆是一楼经理,另有采购部经理,二楼经理,集体宴席部经理等。又一日,同学相邀:"到本公司会会。"随信附有名片一张:某某公司总经理,电话总机转某分机,地址某某路某号某室。挂有总经理头衔的人员中流行用老板台或类似高档的办公桌,一些小公司的总经理同样如此。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台子不厌其大也不厌其贵,对面多半有低矮且狭小的坐椅或板
简介: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
简介:本文对康熙中期刊刻的笔记小说集《三冈识略》的成书背景进行考察,并对此书后来所经历的周折做了详细介绍。《三冈识略》的作者董含是晚明高官董羽宸的长孙,他于1678年为《三冈识略》撰写序文,经过多年的扩大补充后,此书于1697年终于写完。《三冈识略》的第一次刻本之所以流传不广,是因为它的一位读者(很可能是松江举人金维宁)给《三冈识略》扣上了“谤讪朝廷”的罪名。这位读者的举报信声称,书内记录年代时仅写甲子而无顺治、康熙年号,是不正统的,同时指责董含对清政权有抵触情绪。本文对《三冈识略》与《莼乡赘笔》的关系也进行探讨,认为《莼乡赘笔》是清代后期的一名编辑或书商在《三冈识略》的基础上擅自编出来的。
简介:<正>土文的字母形式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与汉语拼音字母基本一致。但是它们虽有表音文字的共同特点,毕竞是两种系属截然不同的语言记音符号系统,各自都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其作用也不完全相同,土文是标记土语的书面形式,汉语拼音是标注汉语普通话语音的符号形式。故本文试就土文和汉语拼音的字母、拼音体系之异同及变异形式等方面作一大概的分析比较,帮助土文试验区的干部群众区分和掌握土文与汉语拼音之异同,明辨异同而不致互相干扰,造成混乱。无论先学汉语拼音,还是先学土文,都对后学者是一种有力的工具,进而凭借这两套有力的工具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汉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