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时代小城镇新发展,必须着力带动、服务、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小城镇连接乡村与城市和国内外市场的枢纽地位,在市场信息、市场要素、商品流通等方面,小城镇要充分发挥乡村与城市之间高效率双向交流、流通中心作用。小城镇要用好本地资源和优势,开辟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新路径,发展新兴产业,把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基层,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现代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实际出发,逐步引导农民进镇集中居住。小城镇要加快现代交通体系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保护小城镇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使"乡愁"浓烈醉人。
简介: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00年~2015年的旅游业及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方法,分析了区域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率时空演化格局,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浙江省及11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总体呈现递进上升趋势,而经济增长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并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浙江省的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呈现近似“N”型曲线变化过程:当旅游业依赖达到一定程度时,旅游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突出,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当旅游业进一步提升,趋向高级化、迈过发展瓶颈,则可成为促使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推力。旅游业发展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入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但是旅游业发展对科技创新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科技创新则对旅游业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未来,可通过加大旅游资本投入、技术投入、人才投入等手段,优化和提升旅游产业水平,并注重区域差异化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
简介:采用熵值法从城镇人口聚落、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方面对山西省96个县市2005和2011年两个时期的乡村性进行测度,并借助ArcGIS10.0软件和Geo-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乡村性空间差异的变化特征与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性减弱但各县市差距扩大;乡村性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乡村性弱的县市多分布在中南部,位于汾河谷地、铁路沿线,乡村性强的县市多分布在东西北部的山地地区。(2)乡村性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且集聚中心不断强化,冷热点空间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热点区分布在大同东北部、忻州西南、吕梁北部、运城西南、临汾西部,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太原、吕梁、晋中交汇处以及晋城、长治交汇处。(3)产业发展、交通区位、资产投资及空间近邻效应是影响山西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简介:新疆英吉沙尔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格局在清代经历了巨大变化。本文将借助汉文史籍、满文档案、西方人游记等资料,就清代英吉沙尔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空间形态变迁这一前人极少关注的领域,进行图文并用的追述和研究。乾隆统一新疆前,英吉沙尔位于今英吉沙县南部,城市以清真寺为核心,街巷呈放射形分布;统一后,随着清政府军政势力的进入,在乾隆年间于旧城内建造东西向隔墙,以衙署、军营等军政设施为主的镇城居于城北,而城南居住着当地民众,形成了一城两区的特殊城市格局。道光年间,因为张格尔之乱造成镇城北移选址重建,镇城与旧城在地域上实现分离;后经阿古柏之乱,光绪年间在道光镇城基址上重修,并增筑内城。
简介:基于民族视角,利用五普、六普数据,运用文化多样化指数等方法,分析我国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研究发现:1文化多样性水平具有空间差异性,呈现出中东部较低西部边疆地区较高,乡村高城市低的空间格局。2文化多样性具有缓慢变迁性。五普到六普,文化要素多样性、文化空间多样性略有降低;文化多样性类型略有调整;中东部向边疆渐高的核心外围式格局和乡高城低格局未变。3文化多样性变化具有多元性。有13个省份文化多样性下降,18个省份上升;城乡文化多样性变化也各具特色。4文化要素多样性水平较低,文化空间多样性水平较高,文化多样性表现具有悖论性。5文化多样性演化机制具有复杂性。地理环境、民族构成、人文历史、人口流动等均是重要影响因素。
简介:本文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以1991~2011年中国入境旅游相关数据为基础,探究金融危机等事件下中国入境旅游的受损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各客源国或地区到中国旅游人数均出现2010年恢复效果明显、2011年恢复效果较弱的特征,但受损幅度差异很大,恢复状况也不尽相同。截至2011年底,各客源国或地区到中国旅游人数均未恢复至预测水平。(2)各客源国或地区收入水平、自身价格和替代价格的变化量,与各客源国或地区到中国旅游人数的减少量具有长期协整关系。收入水平、自身价格和替代价格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入境旅游人数的减少。游客在考虑到中国旅行时,个人收入成为大部分客源国或地区游客的主要决定因素,自身价格和替代价格的影响效果也不可忽视。
简介:能否实现国土空间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成为推进都市圈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转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计量模型,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以1995、2000、2005、2010年4期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定量分析合肥都市圈三生用地转型、时空格局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结果发现:①1995-2010年合肥都市圈三生用地转型呈现生产用地明显减少,生活用地快速增加,生态用地略有提升;三者之间的转移关系大致为:生产用地向生活用地转移,生态用地基本稳定。②1995-2010年农村生活、生产用地及生态用地重心转移幅度较小;但从重心转移方向看,各功能重心空间转移方向差异较大,规律性特征不典型。而从重心转移距离看,不同功能重心转移路径、转移距离各异。③1995-2010年,合肥都市圈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稍有波动和后期恶化的特征。并且,在不同时段合肥都市圈生态环境波动改善和退化的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和贡献率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