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探讨恶性肿瘤并发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原因、预防、诊断、治疗及预防再复发的方法。方法回顾分析2009年7月至2010年7月收治的50例恶性肿瘤并发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总结肿瘤类型与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病的密切程度。结果本组患者中乳腺癌(16%)最多,其次为宫颈癌(14%)、胰腺癌(10%)、肺癌(10%)。血栓类型以腓肠肌静脉丛血栓最多。所有患者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D一二聚体明确诊断后,予以溶栓、抗凝、祛聚等治疗,32例(64%)经1个疗程治疗后临床症状好转,6例经2个疗程治疗后好转,2例因肿瘤晚期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10例因急于手术或化疗未正规治疗。出院3个月内复发8例(包括死亡2例),复发率16%。结论恶性肿瘤易合并深静脉血栓形成,尤其以术后患者多见。治疗以抗凝为主,多可缓解临床症状,但复发率较高。长期口服华法林及静脉压力治疗可以降低复发率。
简介:指深屈肌腱撕脱性损伤俗称"运动衣,Jersey"损伤,常伴有肌腱止点处的撕脱骨折,是一种少见的损伤。国外报道较多,国内也偶见报道[1-2]。Leddy等[3]早在1977年就根据损伤后肌腱所在的位置,将此种损伤分为3种类型,I型:撕脱的肌腱回缩到手掌部,肌腱长短腱纽均断裂。II型:肌腱回缩到近端指间关节,短腱纽断裂,长腱纽完整,肌腱断端常带有小片撕脱骨折。III型:指屈肌腱止点处撕脱骨折,骨折片较大,常累及关节面,短腱纽完整,骨折片移位到远端指间关节。1981年,Smith[4]对此分型做了新的补充,也就是IV型,即:肌腱止点处撕脱骨折,同时肌腱又从骨折片上撕脱,并向近端回缩。2001年,Al-Qattan[5]报道了4例不同于前几型的损伤,即:屈指深肌腱止点撕脱骨折同时合并末节基底的骨折,他称之为V型损伤,并根据撕脱骨折是否涉及关节面,分为Va和Vb不同类型。2002年,潘勇卫等[1]报道的14例屈指深肌腱撕脱性损伤中有4例是此种类型的损伤。2012年10月29日,我们收治2例非运动性损伤的V型屈指深肌腱撕脱伤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进行探讨。
简介:目的探索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患者围手术期D-二聚体(D—dimer,DD)、血浆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ibrindegradationproduct,FDP)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诊断价值和各自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方法对2008年6月至2012年6月,在我科行全髋人工关节置换(totalhipartbroplastic,THA)的168例患者分别于术前和术后第1、3、7天进行血浆DD、FIB、FDP的检测;术前和术后第3、7天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探测仪检测患者双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veinthrombosis,DVT)的形成。按照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探测仪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DVT阳性组和DVT阴性组,分析DD、FIB、FDP对于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后DVT形成的诊断价值和各自的敏感性与特异性。结果术后32例患者发生DVT,占19.1%。在检测的3个指标中,DD、FDP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分别为81.8%(P=0.002)和68.4%(P=0.009oFIB曲线下的面积仅为56.3%(P=0.31o结论DD和FDP在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后DVT的形成中有诊断意义。FIB对于在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后DVT形成中的诊断意义较低。术后及时检测DD和FDP可以及时发现DVT,避免肺动脉血栓栓塞症(pulmonarvthromboembolism,PTE)的发生。
简介:目的探讨骨折手术方式和手术持续时间对老年髋部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deepveinthrombosis,DVT)发生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7月至2015年12月诊治的老年髋部骨折276例患者资料,男140例,女136例,年龄65~85岁,平均年龄73.3岁。按照手术方式及手术持续时间不同分组,其中根据手术方式分为3组:A组(骨折闭合复位股骨近端髓内钉、骨折闭合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100例,B组(骨折切开复位股骨近端锁定接骨板、骨折切开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98例,C组(人工髋关节置换-非骨水泥型)78例;根据手术时间分为3组:X组(手术时间〈60min)140例,Y组(手术时间60~120min)90例,Z组(手术时间〉120min)46例。分别比较手术方式(A、B、C)3组及手术持续时间(X、Y、Z)3组术后DVT的发生率。结果在不同手术方式上,A组100例中2例发生DVT,发生率2%;B组98例中2例发生DVT,发生率2.04%;C组78例中9例发生DVT,发生率11.54%;C组DVT的发生率高于A组和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P=0.012)。在手术持续时间上,X组140例中2例发生DVT,发生率1.4%;Y组90例3例发生DVT,发生率3.3%;Z组46例中8例发生DVT,发生率17.4%;Z组DVT的发生率高于X组和Y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7)。结论老年髋部骨折较大创伤手术方式比较小创伤手术方式增加术后DVT的发生率,手术持续时间超过120min明显增加了术后DVT的发生率,术后口服利伐沙班10mg,每天1次不能完全避免DVT的形成,应重视术后DVT的综合预防及筛查。
简介:目的通过在管胃的基础上重建贲门(人工贲门)、胃底(人工胃底)探讨手术方式对预防食管癌术后胃食管反流的临床效果.方法将73例食管癌患者按手术方式不同分成单纯管胃组(37例)和管胃+抗反流组(36例),分别在术后的1、6、12个月对患者术后的反流症状、上消化道造影、24hpH值监测及胃镜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全组无手术死亡患者.术后反流症状、上消化道造影、胃镜等结果提示管胃+抗反流组与管胃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24hpH值测定术后1个月、6个月的总反流数,术后1个月、6个月的反流〉5min数,术后6个月、1年的pH值〈4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管胃+抗反流组抗反流效果总体优于单纯管胃组.其中管胃+抗反流组无吻合口瘘出现,但吻合口狭窄发生率要高于管胃组(19.4%vs10.8%).结论管胃+重建贲门、胃底术式较单纯管胃术式能更好地控制食管癌术后胃食管反流,且降低了术后出现吻合口瘘的风险.
简介:背景与目的:近30年来多种综合治疗方案使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生存率不断提高,手术处理已成为神经母细胞瘤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方式。本文总结分析神经母细胞瘤外科处理方法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研究对象为2002年至2010年间90例在新加坡伊丽莎白医疗中心儿童外科专科接受外科手术的神经母细胞瘤患者,年龄4个月至10岁,平均3.8岁,原发于腹腔71例,原发于胸腔19例。运用一套"有计划而系统性"的肿瘤切除法把包裹血管的肿瘤完全切下。INSS分期:1期5例,2期1例,3期28例,4期56例。结果:平均随访3.3年,总生存率61%,其中1期(100%),2期(100%),3期(82%),4期(46%)。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包括术中出血,乳糜腹水,粘连性肠梗阻,肾上腺功能不全等。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结论:通过系统化疗,结合合适的外科手术,能够显著提高神经母细胞瘤手术完全切除率,且无严重并发症,神经母细胞瘤的外科处理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治疗方式。
简介: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不能使泌乳素水平正常化和大泌乳腺瘤体积缩小50%者称多巴胺受体激动刹耐药。在用溴隐亭治疗的患者中约25%患者和使用卡麦角林患者中约10—15%患者泌乳素不能正常化。使用溴隐亭患者中大约有1/3患者和在使用卡麦角林患者中约10—15%患者的肿瘤的体积缩小未能超过50%。对这些患者的处理方法包括换成另一种多巴胺激动剂,或增加药物的剂量只要有持续响应于剂量的增加和高无不良影响。经蝶手术也是一种选择。如有卞育需求的.克罗米芬,促性腺激素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可以使用。对于那些不渴望生育的.雌激素替代在大腺瘤中是可以使用的,同时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是必要的,尽管控制肿瘤的生长依然是一个问题。在许多患者,只要没有肿瘤增长,轻度的甚至没有肿瘤缩小是可接受的。激素替代[雌激素或睾丸酮]可能引起多巴胺激动剂的效能的降低。减少内源性雌激素,用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以及芳香酶抑制剂是潜在的治疗方法。替莫唑胺可能对浸润性,其他药物难治性泌乳素腺瘤有效。
简介:进展期胃癌大体分型由德国病理学家Borrmann[1]于1926年提出,最初版本分为4型,各型描述的形态基本上涵盖了内镜所见和手术切除标本的形态,主要根据肿瘤生长的方向、肿瘤界线是否清楚和是否弥漫性浸润等因素进行分型.Borrmann分型业已运用于上消化道钡餐和内镜检查对病变的描述,远东地区和德国使用最为普遍.该分型与组织学分型有一定相关性,即分化程度较高的乳头状或管状腺癌多为Borrmann1、2型,分化程度较低的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多为Borrmann3、4型,因此,Borrmann分型与胃癌预后也有相关性,当今仍然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