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顾名思义,“环境悬崖”即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处于危险边缘,若人类继续目前的行为方式,则人类及其环境便将坠入深渊绝境.“环境悬崖”作为一诗意的表达,可用来概括我们的处境,激发人们投入环保的热情;但若被当作科学的表达,则有失精确性.科学的“环境悬崖”观可被理解为“环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或“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依赖程度”的陡然降低.这种前瞻式的“环境悬崖”观虽可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其是否可能本身值得怀疑.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的环境形势确实非常严峻,它正趋于“崩解”.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一般认为是“人类中心论”,而对应之道便是“生态中心论”或“弱意义人类中心论”.但无论“生态中心论”还是“弱意义人类中心论”,都与“人类中心论”有共享的前提:以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为目标,都不足以阻遏环境崩解之势.实际上,当今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在于量化、物化的效果论思想以及以之为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阻遏环境崩解,需要我们摆脱效果论立场,去另寻资源,促进以其为根据的社会转型.阻遏环境崩解,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由于其天然的局限,无法根本阻遏环境崩解;而建立在尊重和善待一切存在者本性基础上的,能使一切存在者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制度创新,以及因此向“敞开的社会”的转型,将成为阻遏环境崩解的必然选择.
简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研究呈现出两个可喜“转变”:从侧重抽象学理分析逐渐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转变;从追随西方研究范式逐渐向建构本土研究范式转变。这个转变历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第二,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方学者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环境正义问题,更多强调国内正义实现的特点不同,我国学者更多关注国际环境正义实施中的中国问题,围绕着全球层面如何公平分配环境权利与义务进行自己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第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理论需求以及受环境群体性事件激增等现实问题的倒逼,环境正义研究出现本土化意识和本土化努力,由注重一般学理意义研究、关注国际正义的实现转向应对本国环境冲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义视野扩展到我国区域层面和群体层面。另外,与西方环境正义主要表现为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配置不同,中国环境正义问题更多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正义”分配,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更多转向制约环境正义实现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建设。但研究同时存在环境正义理论基础单一、环境非正义根源单向以及理论自觉不足、整体性和系统性缺乏的问题。
简介: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在思考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等问题时,引发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自然价值、自然权利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生态自然观是从分析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技术异化开始的,把自然观和价值观联系到一起是生态哲学的整体思想决定的.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哲学历史思维中的生态思想进程,又从哲学的内在逻辑中解读生态哲学的必然.中国学者明确指出,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它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后现代的思想、过程哲学、托马斯·柏励的“生态纪”思想都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
简介:文章以北京市海淀区道路绿地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出37条道路作为道路样本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生长季植物配置、地表覆盖及影响要素,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海淀区道路绿地的植物配置以复合结构为主,两层以上配置方式绿地面积比例超过绿地总面积的80%,乔木+灌木的配置模式比较常见。草坪是不同类型道路绿地覆盖材料中的主要类型,其中草本花卉在复合地表覆盖道路绿地中也较为常见;2)海淀区道路绿地在生长季的灌草及地表覆盖率分别为80.89%和55.29%,但有近45%的道路绿地是裸土的;3)灌草覆盖率超过80%的绿地单元数量占绿地单元总数的47.37%,超过60%的绿地单元数量占绿地单元总数的63.74%,而地表覆盖率超过80%的绿地单元数量仅占绿地单元总数的9.36%,超过60%的绿地单元数量占绿地单元总数的20.47%;4)五环以外道路绿地地表覆盖状况最好,二环到四环随距离中心城区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变差。行道树绿地的灌草及地表覆盖率最低,地表覆盖材料单一,而街头绿地裸土灌丛率最高。总体来看,海淀区道路绿地的地上植物配置主要是增加了灌草覆盖率,而地表土壤裸露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多数道路绿地存在"头上有绿荫,脚下有裸土"的问题。文章最后分析了造成海淀区道路绿地地表土壤裸露的原因,以及绿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生态养护等改进意见。
简介:人口增长是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人口爆炸”不是真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力量的重要表现.但是,几十年后中国不再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新人口问题,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4一2一1”家庭,这种家庭过去也有,但并不普遍,现在成为普遍的.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它导致中国新人口问题,例如老龄化问题、少子化问题、失独家庭问题、未富先老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十八届五中全会调整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以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人口是生产力,是创造价值的重要力量,这是人口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遵循人口生产的规律,对人口生产进行生态设计,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学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