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的安全”概念强调普通人的安全和福利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幸福。它已成为新的研究和政策议程的组成部分。人的安全从出现开始，就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讨论，但政府很少使用该术语。就政策领域而言，中国式“人的安全”路径的一个特点就是接受或发展了人的安全的思维并付诸实践，或是殊途同归，但不使用“人的安全”这一特定术语。然而人的安全的本质却反映在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并且随着国内政策思想而转变为“以人为本”。人的安全已经嵌入中国的安全思维中。作为理解、解释以及更好地分析安全的新视角，引入“人的安全”和“以人为本”是对研究和政策议程的一个积极发展。在中国语境中，尽管“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非人的安全最完美的对应物，但它至少表明，当处理国内外与安全相关的事务时，个人安全比过去更加重要了。比起接受“人的安全”这个术语本身，中国更愿意将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作为政策导向。“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是互相联系和本质一致的。

简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时，强调到2020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对政治安全起着核心保障作用，而制度僵化则是政治安全的致命威胁。一旦出现制度僵化的现象，制度不仅不会成为政治安全的有力保障，反而会成为政治安全的阻碍。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欲求维护政治安全就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克服制度僵化现象，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制度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保持制度活力的源泉，更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路径。

简介：近年来,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指数已成为公安机关综合绩效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在上海市闸北区开展局部范围的实证调查为依据,从主体、客体、内部警务、外部公关四个方面对当前全市开展安全感和满意度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围绕理念提升、技术改进、实践突破三个方面对提升安全感和满意度的路径进行探索,并提出设想。

简介：对我同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不足、曾经长期遭受饥饿困扰的国家而言，粮食安全始终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敏感话题。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明确要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粮食安全新目标。这是综合考虑我国未来粮食供求格局、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等冈素后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准确把握这一新战略、新目标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对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建设、正确处理围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至关重要：

简介：无论是政府推动型路径还是民众推动型路径,都不能稳妥、有效地解决中国法制变革问题。中国的法制变革应当建立在实践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走理性温和的中间道路,即在宏观层面上要强调开明政府的法治导向及其对法制变革进程及力度的适度控制,使法制变革在紧凑、有序的状态下有节奏地进行,防止变革过程中出现失控现象;在微观层面上则要强调积极构建和完善地方及个体的利益表达机制,鼓励制度创新,使各项制度在多元主体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优胜劣汰,进而推进法制变革稳步前进。这种路径取道中庸,兼顾了政府推动型与民众推动型两种基本路径的优势,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尊重了中国威权主义的传统与现实。但是,这种路径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简介：陈艳梅在《改革与开放》2013年第23期撰文认为，村民资格纠纷主要表现为村自治体取消或者不赋予相关人员村民资格而产生的纠纷，以及一些村在集体财产分配中产生的纠纷。它影响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村民自治的进程，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解决此类纠纷是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且解决村民资格纠纷的路径都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简介：高校是人才输出、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积极探索立德树人的有效路径,对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简介：随着新闻媒体的大量增加，媒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利益的驱动下，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新闻报道不顾新闻事实，歪曲报道，或不经意间触犯了法律等情形发生，侵害了他人的权益。对此，本文将从增强法律素养、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来规避新闻侵权法律风险。

简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发挥逮捕措施在追究犯罪中的作用,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目前,逮捕适用率仍然较高,要降低逮捕的适用率,实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护的协调,需要做好风险评估和释法说理工作,探索审查逮捕开展的刑事和解途径,完善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实施条件。

简介：不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普及工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在此背景下，党的创新理论普及工作如何更好地武装和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以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的需要，成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简介：调解系统性进入司法是现代调解运动的核心内容。各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通过组织和转介调解两种方式来鼓励调解运用。法院转介调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在中国,法院转介调解可以划分为立案前的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两种形式。在性质上,前者属于诉讼外调解,后者属于诉讼调解。立案前的法院转介调解不宜称作委托调解。中国的法院转介调解机制运行不畅,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经过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三种附加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而经过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撤诉或以调解书结案。

简介：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简介：一、引言公司治理是一个广义并且多维度的概念，学者对公司法的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以股东为本位，将注意力集中于由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三个“内部人”组成的治理架构上。这一以股东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理论正在向以利益攸关者为基点的方向扩展。依此，股东利益仅仅是公司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之利益的一个部分，公司管理层不但要为股东利益服务，而且应该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简介：司法攸关国家长治、社会秩序安定与人权保障,其重要性如当年伍廷芳指出的那样：“司法者,全国治体命脉所系,非从表面皮相者也.”司法既如此重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变化,革故鼎新就势所必需.多年来社会各界倡言“司法改革”,立法与司法机关也不断推动改革进程,每年“两会”许多代表和委员也都颇为关注司法改革,这些都无不源于对司法以及司法改革重要性的体察.

简介：民主思想离不开民主实践,党内民主思想需要回归党内民主实践。刘少奇从民主意识、民主制度和民主监督三个层面阐述了党内民主思想的实践路径：加强民主意识的教育学习;清除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发展同志式革命友谊;贯彻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党的章程;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健全党内选举制度;推进党的监督制度建设;增强民主监督工作实效。刘少奇对党内民主思想实践路径的探索成果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

简介：由于受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党内选举在发展进程中常常受到“戴帽选举”“等额选举”“贿选”和“陪选”等一些“潜规则”影响;这些“潜规则”对党内选举民主造成很多不利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党内选举的平等、公开与透明,提高竞争性选举的程度,改革和完善推选程序、提名程序和选举程序,减少非制度性程序等措施以消除这些“潜规则”,促进党内选举健康有序发展.

简介：伴随着学术界对“城乡统筹”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城乡社会统筹”研究开始逐步成为“城乡统筹”研究的新方向.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城乡社会统筹”及其与“城乡经济统筹”的关系如何,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明确.“城乡社会统筹”的主题是城乡“社会发展”,20世纪中期至今,西方关注宏观意义上“社会发展”的研究形成了前后相继的三大体系,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以这些理论为视域,对于我国“城乡社会统筹”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简介：农地纠纷已成为影响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农地纠纷解决路径之有效建构便成为当下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然考察我国当下农地纠纷之解决现状,虽有多元化路径选择,但却存在和解低效化、调解无力化、仲裁非终化、行政裁决和复议范围狭隘化、诉讼高阶化、信访常态化、暴力性自力救济频繁化以及多元路径衔接缺乏化等不足,严重影响农地纠纷解决的实效和农村宏观治理秩序。究其原因,根源在于目前农村社会所依存的支配性权威在不断削减、弱化甚至尚未形成。鉴于此,为建构农地纠纷解决的最优路径,既应强化传统习惯权威、个人权威和公共权威,又应完善与农地纠纷相关的法规范以及多元解决路径之间的衔接。

简介：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自下而上”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四种行动策略.提升政策执行力需要根据政策内容的明晰程度选择不同的行动路径.当政策明晰时,提升执行力有赖于强化监督和问责机制;当政策不明晰时,提升执行力的根本在于提供激励机制,支持地方政府开展政策试验,在实践中形成可推广的政策工具.

简介：最近几十年,心理学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法学研究中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合同法领域,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来考察禀赋效应对默示条款的影响,也用实验方法研究影响违反合同的几个因素中哪个因素发挥最大的作用。在侵权法领域,实验被用来验证后视偏差和结果偏差等心理因素对侵权法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并且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试图消除这些因素的干扰。在决定侵权赔偿数额时,人们也研究了禀赋效应对陪审团确定赔偿数额的影响。最后,实验也被用来研究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影响因素,比如测试案件的伤害程度和被告的财富以及陪审员的个人心理因素是否会影响陪审员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