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体制改革也历经了改革开放的40年,呈现出改革起步阶段、调整推进阶段、渐进发展阶段和全面深化阶段四个阶段的不同任务和不同特征。党的十九大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面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我国的干部领导体制改革也即将开始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征的改革发展进程。与此相适应,围绕治理主体现代化的目标,我国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体制改革将继续在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眼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形成分工专业、管理规范、富有活力、超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着眼新形势下具体实践需要,搞好领导干部管理制度创新;着眼于科学发展可持续,不断优化干部领导队伍结构;着眼于长治久安,在不懈的反腐败斗争中维护干部廉洁。
简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变化最大亦堪称最成功的增量事件,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莫属。其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性贡献,还体现在由此带给整个社会诸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离不开非公经济人士与国家层面间的有效互动,其中的重要维度就反映在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总的说,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若干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如何理解并恰当处理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已是一个亟待再考量的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为分析框架,试图对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做一些再思考,以期对推进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简介:我国对监察调查材料的证据能力的审查,存在着规范密度较低、实务适用趋于保守的问题,蕴含着冤案的风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可通过法释义学开拓其理论适用的空间.证据能力规范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应侧重于关联性规则、传闻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个层面.关联性规则的实践应注意禁止习性推论原则和验真法则的应用,避免使用被告人品格污点和虚假的证据替代品来认定职务犯罪.在监察案件的审理中,应遵守传闻禁止的原则,促使证人和调查人员出庭作证;为兼顾审理效率,应同时尊重传闻例外规则的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注意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在非法取证的调查启动和判断上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断,言辞证据的强制排除应侧重于陈述自愿性的审查,以保障被调查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而实物证据的裁量排除应侧重于阻吓违法侦查的效果考察,其裁量路径可遵照“三步判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