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赃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宋代在严惩赃吏思想的指导下，针对官员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监守自盗、行贿、坐赃等犯罪制定了翔实而严密的法规政令，大量惩治官员赃罪法律规范的出台一方面显示了宋朝法律的完善和立法技术的卓越，另一方面对于遏制官员犯赃、整顿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宋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其自身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性使得惩贪肃腐的法律功能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

简介：南朝齐丹徒县令沈赞之不愿意跟周围的同僚吃吃喝喝,因为总要花钱.他不愿意花公款,而自己的工资又经不起应酬往来,就干脆不跟人来往,也不请客送礼,公务之暇,就当宅男.这种人在官员队伍里太碍眼,也碍事儿.终于有一回,被人找了个茬儿,构陷入狱.沈赞之仰天长叹,说：“事已至此,沈某没别的愿望,能让我见一下皇上,我就死而无憾了.”

简介：最近，我和徐豆豆处于敌对状态，谁也不愿意理谁。我甚至开始讨庆她了，还是我的旧同桌李黎最好。

简介：当前,社会公众对受贿罪的量刑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判断受贿罪量刑失衡状况是否存在,不能只凭感觉,而须以生效裁判文书以及数据统计分析为基础,对影响受贿罪量刑结果的各类因素进行定量研究.从定量分析结果看,影响受贿罪量刑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受贿数额;但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的案件量刑失衡明显,且数量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贿罪法定量刑幅度设置不合理.因此,有必要修改将受贿数额直接写入法条的立法模式,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与情节严重程度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并在司法解释中确定相对具体的数额范围,以实现量刑均衡.

简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贿赂的范围规定为包括＂性贿赂＂在内的所有不正当好处,各国立法中也将＂性贿赂＂等非物质利益纳入贿赂类犯罪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现有刑法规定的贿赂的范围只包括财产性贿赂,不符合国际潮流。结合当前立法趋势与社会现实,＂性贿赂＂入罪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性贿赂＂入罪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在可操作性层面也得到了保障。

简介：中国刑法第三章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其生产和销售行为在主观要素的"明知"上存在着差异,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明知"的认定需要借助刑事推定来确定,因司法解释对该主观要素的推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来以小见大,借以帮助认识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主观心态。但是,刑事推定不可以被滥用,因为刑事推定极有可能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因此应当谨慎使用刑事推定,取得刑法保护社会机能和保障被告人人权机能之间的平衡。

简介：刑法条文的相对稳定性与生活情势的多彩变化之间存在天然裂痕，选取何种立场与思维，成为求取两者平衡的基本前提。洗钱罪短短数载便经历两次修订，其上游犯罪“类罪扩充”的列举模式虽在适用上颇具“简洁明快”之感，但对类罪之外的洗钱行为却难以规制，这凸显刑法条文与生活情势的偏斜与脱节。《反洗钱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七种类罪之后“等”字的加入，无不为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域界定提供可行切入点。突破严格解释论立场，遵循该“等”字所蕴涵开放思维之秉性，选取概念思维基础之上的双向思考纬度的类型思维来探寻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核”，成为洗钱罪上游犯罪匡正的可行路径。

简介：信用证结算已成为国际结算中最重要、使用最广泛的贸易结算方式。但是，该结算方式存在-定漏洞和缺陷，以致使信用证诈骗犯罪屡见不鲜。根据刑法规定，信用证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主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单据、文件进行诈骗；使用作废信用证进行诈骗；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等方式。对信用证诈骗犯罪需要通过银行和司法等途径进行有效地救济与防范。

简介：日本推理小说之神岛田庄司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应有重视。他的推理小说《灵魂离体杀人事件》以本格推理中少见的社会派视角，展现了人性的罪恶，审视了人的罪性，揭示了蕴藏在人灵魂中的多重角色，小说所体现的对人的罪性的思考以及对以耻感文化为显著国民性的日本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简介：性贿赂犯罪成为新兴贿赂犯罪形态，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其他物质形态贿赂行为一样．性贿赂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然而我国现有惩治贿赂犯罪以“物质利益”为主，对包括性贿赂在内的其他贿赂刑事无法涵盖。为了完善司法体系，打击性贿赂行为，应扩大贿赂犯罪的范围，将性贿赂犯罪化。通过探讨性贿赂入罪的三种观点，从而得出性贿赂入罪的合理性以及相关制度设计。

简介：重婚罪中的＂结婚＂是指通过登记婚或者仪式事实婚形成配偶关系后,当事人就成为＂有配偶＂的人,而＂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结婚＂再形成一段配偶关系,就可以构成重婚罪。＂有配偶＂有两种来源,一是婚姻登记形成的＂夫妻关系＂,二是仪式事实形成的＂配偶关系＂。重婚罪的行为类型不只包括登记婚＋登记婚、登记婚＋仪式事实婚,还包括事实婚＋仪式事实婚、仪式事实婚＋登记婚。因为＂配偶关系＂也来源于仪式事实婚。

简介：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10务的规定，窝藏、包庇罪的主体包括犯罪人的近亲属在内的所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这使犯罪人的近亲属陷入情理与法理的两难境地，是强人所难的体现，不符合刑法人道性的要求，有悖于刑法谦抑性和期待可能性理论，同时也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有必要尊重我国古代“亲亲相隐”的现代价值内涵，在其价值指引下完善我国有关窝藏、包庇罪的主体立法规定，有限制地排除犯罪人的近亲属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

简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始终存在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紧张关系的缘由在于＂罪＂的不明确性。该罪的不明确性表现行为类型与规制对象的模糊性。造成这种法律规范模糊性的关键性因素是刑事法律规范的行政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是与国家任务相一致的立法趋势。通过总结改善立法技术与规范法官解释,可以降低罪刑模糊性所带来的影响。

简介：虽然运输毒品罪是以当事人主观上明知为核心要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运输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要从主观上认定行为人是否故意、是否明知难度很大，尤其当今社会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出现了很多新花样、新形式，受他人“蒙骗”也成了犯罪嫌疑人推托罪行的一大辩解。因此，如何认定主观上是“明知”还是受他人“蒙骗”成为毒品犯罪中的关键问题。作者认为，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是运用推定原则来认定的，行为人只要符合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或举出反证的，就可推定其主观上是明知的。而受他人蒙骗则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形综合加以分析。实践中，雇佣人、策划人等“上线”的口供证据也是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还是受他人“蒙骗”的重要途径。审判实践中，从证据采信角度判断行为人是否主观明知，应从主客观相统一、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合理排除疑点、“上线”口供分析判断等几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