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调查一个儿童芊芊从1岁4个月到3岁3个月自然语言产出的语料,研究汉语动力型情态动词的早期习得过程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芊芊从1岁8个月到2岁6个月期间开始习得动力型情态动词,“会”最早习得,“敢”、“能”、“要”、“可以”和“肯”随后习得,情态动词的习得顺序与其使用频率之间存在部分相关性;(2)芊芊最早习得动力型情态“能力”意义,然后逐渐习得了“勇气”、“意愿”等意义,但却没有习得“善于做某事”和“有把握做某种判断”的意义,此外,早习得的情态意义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3)情态句的句型呈现逐渐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句法结构呈现逐渐复杂化的发展趋势;(4)影响动力型情态动词早期习得的因素,除了动力型情态动词自身的特征外,还与看护者的语言输入特征以及儿童心理理论水平有关。
简介:量词域的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颇为关注的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句子中的量词常常有宽域(widescope)和窄域(narrowscope)两种解读方式。自May(1977)后,与量词解读有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量词取窄域的问题。May认为造成这种解读的原因是量词下移(QuantifierLowering,QL)到从句的节点结果。Horn—stein(1995)基于最简方案中的拷贝理论(theCopyTheoryofMovement),认为量词在低层的拷贝能够被激活(activiated)从而决定了量词的辖域。Sauerland&Elbourne(2002)则指出,QL的解读是语音层面(PF)移位的结果。既然逻辑式(LF)移位不会对语音层面有任何影响,那么同样语音层面的移位也不会对逻辑式的解读产生影响,因此QL的解读是量词在PF层面的移位所造成的。虽然在PF层面量词先于主句谓词或其他相关成分,但在LF中仍然低于主句谓词或其他相关成分,得到窄域的解读方式。上述三种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对QL解读进行限制,似乎只要是提升结构(raisingconstruction)就应该有量词取窄域的解读。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也可能这种限制和QL无关,而是由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如Boeckx(2001)认为控制结构不允许量词下移。Hornstein(1995)认为只有限定性小句才允许域的换位。但是这些限制不符合语言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量词下移现象呢?QL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就必须解释它为什么会被阻断;如果不存在,那么它为什么不存在,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不定成分(indefinites)看起来有这种解读呢?文章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论元移位。文章认为,论元移位并不留下语迹或拷贝,如果QL发生的话将会出现量词Q没有变量约束的情况,因此也不存在下层拷贝激活的问题。至于不定成分有两种不同解读,并不是由量词域的不同造
简介:历史叙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艺术与身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与读者用符际空间,利用社会文化语境、文化记忆和回忆行为(包括他们的个人文化记忆)去创造或阐释文本的意义。"纠缠的记忆"是指这一空间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不同的现象,并将不同时空语境下的历史叙述连接起来。本文首先分析不同的时间(包括历史的、现在的、神话的、和虚构的)与空间的(包括地理的、神话的与虚构的)建构如何在历史与神话叙述中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叙述如何影响集体文化记忆和身份。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集体和个人文化记忆如何被卷入历史、神话叙述以及当代文化。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研究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文学作品来分析该类叙述中的符号间性机制。索菲·奥克萨宁的小说《清洗》再现了爱沙尼亚二战后的历史事件,安东·汉森·塔姆瑟尔的戏剧《朱迪思》用一种新的方式重释了《旧约》中朱迪思的故事,将朱迪思的故事与萨洛米的故事以及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话语联系起来。本文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叙述意义和主题在爱沙尼亚的文化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语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