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胶东地区是指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区域,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主要包括青岛、烟台、威海三市及所辖市县区。作为较为独特的一种墓葬形制,石椁墓在此地区也有发现,本文对该地区出土的汉代石椁墓的墓葬形制特征、画像内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简介：为配合西安航天工业园区的建设,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栖原考古队对园区的汉墓群进行清理时,在K4陪葬坑发现了一件铜漏壶。通过对漏壶的保护修复及表面附着物的显微观察,不但有效地控制了粉状锈,而且还发现了铜漏壶上携带的大量实物信息,这些遗留物到底为何物,与漏壶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漏壶本身是如何计时的？本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为研究西汉当时的生活习俗、社会礼制、丧葬制度及计时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简介：洛阳唐宫路CIM5560战国墓出土一件有铭玉戈,其铭文有＂毕公左徒＂与＂毕公左御＂两种不同的释读,也因此产生了对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测。本文通过对＂徒＂和＂御＂的古字与玉戈铭文进行比较,认为此戈之铭文当为＂毕公左御＂。从墓葬规制及出土情况来看,此墓为士一级的墓主,当是王族成员为毕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资料及传世文献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动的记载,毕氏家族也有可能延续到了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其时东周王畿内并无毕地,故毕公为其他贵族改封毕地的可能亦可排除,此毕公应是西周开国重臣毕公高的后裔。据其御者仍有士一级规模的墓葬可知,毕氏家族在战国时期并未绝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

简介：本文通过尼布楚条约相关满文文书,探讨将条约内容用满文、俄文、拉丁文刻写石碑,安置在中俄两国边界的问题。本文利用五件满文文书记载,寻找制作石碑的石材,最终报告未能找到石材结果来看,在当时确实未能具体立碑的事实。其结果发现历来中外史学界公认的尼布楚条约界碑问题,实际上石碑并没有设立的一个事实。从汉籍资料对分界石碑的不同记载与满文文书中搜寻石材未能找到石材的结果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界碑的存在。从而可以说满文文书,不仅可以填补许多汉文资料的不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改写历史常识提供了一个例证。

简介：运用显微观察、荧光拍照、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及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手段,对#87北魏造像碑、#99隋代佛头、#54宋代残破佛头和2件泥塑佛像残块表面彩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北魏和隋代造像红色为朱砂,绿色为石绿,白色为方解石;隋代造像面部肉色为硫酸铅和朱砂的混合物,眼黑为炭黑;宋代造像表面红色为铁红,白色为方解石;泥塑残块#1表面蓝色为石青和石绿的混合物,#2表面为朱砂,判断其制作年代不晚于唐代中期。白灰层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并具有亮白色荧光反应,与碳酸钙粉末混合有机胶制成白灰层的荧光反应一致,判断古代样品白灰层中可能存在有机胶结质。在元素分析过程中,铅（Pb）一直存在,而在物相分析中并没有发现Pb的化合物。同样问题在早期关中出土墓葬壁画分析中同样存在,是否与彩绘工艺本身有关,值得引起关注。

简介：本文在分析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甬钟形制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部分出土和传世甬钟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对万福垴遗址的甬钟铸造年代及铭文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简介：找到三叔潘成德珍藏的照片,他在黑龙江省海林县人民武装部任参谋时,有幸与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集体合影。早在1946年小分队林海雪原剿匪时,时任杨子荣所在二团副政委的曲波与小分队的同志多次在我家借宿。也是在英雄的感召下,我二叔潘成江、老叔潘成和、三叔潘成德、表叔刘举友都参了军。

简介：新近发现的两件宣德六年（1431）和正统十四年（1449）的法旨,由北京大隆善寺发往岷州大崇教寺,是目前最早的关于班丹扎释的藏文资料,在明朝驻京藏僧的资料中极为罕见。第一件涉及大崇教寺法脉传承,第二件事关寺院财产分配。这两件法旨对研究班丹扎释、大崇教寺乃至明代藏传佛教都具有重要价值,文章译释了法旨内容,并结合法旨内容初步考述了大崇教寺的创建时间和法脉传承。

简介：为理解“民考汉”在校大学生行动的内在意义,笔者选取了10名维吾尔在校大学生（其中6名是“内高班”毕业生）进行深度访谈,展示了他们对语言、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历史以及对自身和维吾尔族前途的期待等四个方面的认知,发现：1）该十名访谈对象对其母语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同时对其他语言也持开放态度;2）该群体为典型的文化穆斯林,“重信仰,轻行为”,同时他们对新疆当前的宗教治理实践有各自心理反映;3）对维吾尔族历史的认识呈现一定的分化,其对官方历史的态度更需引起注意;4）大多数人对其自身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文中最后讨论了“知识分子亚社会”实现的可能途径。

简介：序言：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跨国界学术批评在本文上篇于2013年正式发表以后,笔者有幸读到了国内学者关于“新清史”评价的一系列最新论著.这些文章虽然切入视角各异,阐释观点也间有异同,但都对读者深入思考“新清史”学术话题起到了开阔眼界与整合思路的启迪作用,充分彰显出目前中国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民主氛围和学人之间质疑辩难的求真精神.尤其像笔者这种非清史一满族史的专业人士,更是从这种针锋相对的坦诚讨论中获益良多,从而意识到自己先前思考的盲点所在.根据上述论著的评价取向,读者大体可以将其归类为对“新清史”成果持基本肯定和批评否定的两派.